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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了候机楼的时候，一股冷风扑面而来。我又重重地打了个喷嚏。
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在这一天袭击了北京。
我真的感冒了，很不幸地赶上了北京正在流行的冬季第一轮流行感冒热潮。
第二天我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赶到公司去上班的时候，许多本来想表达慰问之意的同事都有所顾忌，大多数只能远远地向我投来关怀的目光，“多谢兄弟姐妹们惦记啊！”我鼻音隆重，频频作揖。
忘了说明的是，我所在的泰丽公司是一家新出江湖不久的、以制作女士内衣为主的公司，新是新却很生猛，远在温州的大老板以极大的魄力和决心狠狠地往各个电视台砸钱，广告是铺天盖地，没出几个月，中国无论男女老少都知道了我们产品的广告词：“修身美形，一穿就现”。
大老板虽然书没念过几本，但对当时的中国人的消费心理倒是掌握得一清二楚，他的代表性的话是：“中国人对质量和品牌的认可就是看电视，谁露脸多就买谁的账。”
他说得一点没错，广告做出去以后，许多爱美的女人们都纷纷跑到商场选购她们心目中的“魔术内衣”，于是全国各大城市、商场的定货单就像雪片一样飞来，许多定货单子上还附上电报：“急！急！急！”
泰丽公司的内衣生意市场几乎就在一夜之间迅速膨胀了起来，刚开始公司的办事处设在北京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小宾馆里，时隔不到３个月，泰丽就在北京市的朝阳区ＣＢＤ著名的国贸大厦租赁下了半层写字楼，公司原来萎缩在小宾馆里兜售那些人们认为可笑的内衣的小公鸡、小母鸡们，一下子个个西服革履、皮鞋咯咯地打卡上班了，摇身一变成为当今的白领。
我其实是个极其优柔寡断的人，内心很矛盾，在泰丽公司进驻国贸大厦的第二个月，几经犹豫和无数次举棋不定后，我终于决定从新华社辞职，受荣任泰丽公司执行总裁的郑天时之邀担任泰丽公司市场营销部总监。在泰丽公司那小半层里我找到了自己的那一小间办公室。
之所以这次有这样断然的举动，是有两个原因。
我首先是彻底的对华新社的失望和失意。其实在我之前，几十年来几乎铁板一块的华新社国内新闻编辑已经出现局部流失现象，许多原来和我一样铁了心准备在华新社光荣退休的记者先生、女士、小姐们也纷纷远走他乡，或委身于中央机关有关部委局的头脑当个秘书什么的（一般这种秘书在机关的人事档案上行政级别一栏都注明正处或副处），或是投奔老牌或新贵的大公司谋个高薪职位，当然也有资历深厚的回归学院堂皇地当起教授。这次突如其来的流失潮，原因虽然各个不同，但共同的一点还是两个词：失望和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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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手》二（2）
有一位弃笔从仕的华新社前辈曾在一个极私密的场合举着装满了从法国拍卖得到的葡萄酒的酒杯熏熏然道：“世界各国通讯社，唯一的一个从管理制度、发稿机制、奖惩体系等方面全方位逆新闻规律、市场法则而动却盲目自诩为第几大通讯社的就是华新社。曾代表着朝气和改革锐气的华新社，成了一个令人窒息的黑盒，而大家都在沉默，各种披着改革外衣的体制让大家只有沉默。
我不想在沉默中死去，更没有自由空间让我爆发，我只有选择逃离，哪怕忍受遗弃曾经倾注在它身上的青春理想的悲痛。来，为我死去的青春理想，干杯！”当琥珀色的酒液猛地灌进他的身体的时候，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心中充满无限的悲哀：一个曾经犀利无比、忧国忧民的记者已经死去，而一个无聊的官僚正在成长。
第二个理由我想也是最值得大家理解的，在这么个没有相当福利保护的体制下，我的老板郑天时当时开出诱人的物质条件及……
郑天时几年前还是和我一起花天酒地、乱谈美女和爱情的俗人，那时他的职业是“策划人”，说白一点就是喝了点小酒后瞎琢磨出一歪点子就拿出去和一些懵懵懂懂却想一夜成名的企业套瓷骗吃骗喝的主儿，其代表人物就是后来混不下去，跑到西部拐骗了一家西部企业的家底而被政府英明专政的何新。
但看似粗糙的郑天时却心细如发，换句话说就叫极有洞察力，他早看出了鱼龙混杂的“策划人”圈子不是长久发展之计，还在那批人大捞特捞的时候就琢磨“怎么样才可持续发展”，于是，他写书，他去讲学，靠劳动老老实实挣钱，很快便从当初的那批“策划人”中脱颖而出，而最终以自己的名气和声望以及一个完美的策划方案打动了来北京寻发展求良策的泰丽公司的大老板。
在２００２年底的某一西风瑟瑟的冬日，就在贵宾楼饭店那间无数名人住过的总统套房里，泰丽公司大老板在听了郑天时长达４个小时的“呼吁报告”后，本来平均两个小时就要上趟厕所的大老板竟然忘记了发炎的前列腺一次次的报钟，转身“咯”一声打开随身带的密码箱，甩出七、八捆崭新的人民币，说了一句改变郑天时命运乃至最终影响到我命运的话：“郑老师，我已决定聘任你为我泰丽公司的执行总裁，这点钱您去买点工作服。”郑天时他那天去找大老板的时候，穿了一件早期温州产的西服，而且自打四年前从温州买来穿上后就没洗过，中间有粒纽扣还掉了。
富贵了的郑天时没有忘记我们这些当年一起喝酒的朋友，一些各方面都在滑坡的老朋友都被他安插进了公司，并且三番五次来打我的主意：“说实话，巴西你才是我最想挖到身边的人。你来，我给你一个总监，年薪３０万，外带一个两居室的房子和一部车。”千兵好得，一将难求啊！这是只有郑天时一个人使用的对我的称呼，源自于他结婚的时候我给他送了盆憔悴的巴西木，让他那间半地下室的新房立刻蓬荜生辉。但当时我还抱着在中国的新闻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高远理想，所以物质待遇虽然心动，但我也却三番五次地进行了婉拒。
后来我在华新社屡遭坎坷、愁云惨淡，心里的远大抱负渐渐在我躯体里死去，３０万、两居室、车的诱惑就成了真实的诱惑。２００３年６月１日，我躲在一个无人的角落给郑天时去了一个电话，“你说的３０万、两居室、车还能算数吗？”郑天时在电话那头“咯咯”一笑：“巴西啊，我等你这个电话都快半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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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手》三（1）
我推开了郑天时办公室的门，把腿翘在宽大的老板桌上的郑天时正在翻一本新出的《城市》画刊，眼神中充满“与我心有戚戚焉”的快感。见我进来，把书往桌上一放，腿也搁到了地上。
“怎么样，巴西，是不是有点身心俱疲？”
我一屁股坐在老板桌前的会客椅上，郑天时把他的烟给我推了过来，自己也点着了一根。
“能活着回来，能看见郑天时你这张脸，我怎么都觉得是个奇迹。”我把烟推开，从他桌上的纸巾盒里扯出一叠纸巾开始擤鼻涕。
郑天时大惊，“巴西你没好好从‘非典’全民卫生教育中受益啊，一定就要这样肆无忌惮地把自己当成果子狸？！”
我嘎地一笑，“那你给我放假？”
“准假！正好再多照顾妞儿几天。”郑天时窜到窗户边，凑着仅能开一条小缝的玻璃窗透气。
“郑天时你这样也太令我伤心了，想当年咱还共用一个酒杯喝酒呢？”我故作苍凉地叹口气。
“巴西我倒不是怕你啊，主要是家里不是还有年仅五岁的郑喜、郑敬么？你怎么着也不忍心你一对可爱的小侄子染病卧床，眼看着祖国可爱的花朵打蔫吧？”其实我知道郑天时的俩双胞胎儿子一直在寄宿的幼儿园住着，所谓“照顾妞儿”更是漂亮的说辞。郑天时如此主要是怕被他老婆花瑞芯踹下床，别看郑天时在公司人五人六的样子，在家里却是个“床头跪”。
其实说起来郑天时的美满婚姻还是我和其他几个朋友一手促成的。
１９９７年的６月３０日，我和郑天时等若干人等在三里屯的酒吧百无聊赖地喝酒，其时电视正在转播香港回归的盛典。郑天时喝着喝着就开始伤感起来：“代朗（那时他还叫我代朗）你们几个是不是觉得哥哥我有点惨？”
“哎哟！郑天时你怎么突发此言啊？”本来三心二意或者看电视或者扫描周边美女的我们几个，立马故作关心状围拢上来。
“你们不想想看，香港都要回归祖国的怀抱了，哥哥我现在都年过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