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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我的车，二镖子送你。”古纪峰说。
他们争来争去，到最后纪刚还是坚持用冯国强的车走。
饭后呆在一旁始终没吱声的万达站起身，撵上纪刚，商量的口吻问：“纪局，方便的话我搭你车走。”
“上车吧。”纪刚叫上万达。
《对手》一（1）
静静的河水，还有蒹葭苍苍。
我和妞儿坐在河边，不知道是在等日出还是等天黑。忽然听见背后好像有人在叫我的名字，我刚一回头，旁边的妞儿却扑通掉进了河里，大喊“代朗救我啊！”，声嘶力竭。
我刚要往河里跳，却被后面伸过来的一支手拽住，我往后一看，是许姝京，陷在一个泥淖里不得脱身，“代朗你只能救一个”，她的眼神竟然很平静，只是手像一把钳子把我的胳膊抓的牢牢。
我六神无主、呆若木鸡，“让我死吧！”我瘫倒颓然地说。
这时却走来一黑裙白衣的女子，站在河边，看着我：“是男人就站起来。”然后对河里的妞儿说“你也站起来水才到你腰边”，在河里的妞儿大叫“凭什么听你的！”却偷偷瞟我一眼，讪讪然从水中站起走到岸边。
女子又看着许姝京，“你自己也可以起来吧？”
许姝京低头把手松开，呼地从泥淖中站起来，扑通也跳进了河里。
我惊呼一声，刚要下河，却被女子拉住，指着一个石碑说：“你看这是什么？”
我定睛一看，四个大字：沧浪之水。
待再抬头，妞儿、许姝京、女子已无踪影，只依稀间水中央有一白衣飘飘的身影……
……
２００４年元旦的早晨，我从乱七八糟的梦中醒来，盯着透过窗帘照射进房间的新年的第一缕斑驳的阳光发了很长时间的呆。
墙上挂着一个崭新的挂历，还有一个红艳艳的中国结。妞儿昨天兴冲冲地从超市出来就直奔我这儿，在几秒钟的时间里，把旧挂历换下，把我的２００３做了个了结。
我扫了一眼垃圾桶，２００３是一筒被卷起来的铜版纸，冷冷地看着我。
“代朗２００４年快乐！”当电视里新年的钟声敲响，妞儿腾身而起，扑到挂历面前，刷地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
人岁数大了，对新年的欣喜感越来越淡，恐惧感反而是越来越强。在２００２年的时候，和郑天时他们泡在中关村的望南小镇酒吧迎接新年，倒计时的时候，突然间想到自己已经３０岁了，我陡然失去了迎接新年的狂欢心情，恐惧感如潮水袭来。
我把被子裹紧了点，抓起床头柜上的遥控器，打开了CD唱机。美国辣椒乐队的歌曲很乡村地摇摆起来，歌词来自桑德堡的诗——
我想起了海滩，田野，
眼泪，笑声。
我想起建造的家——
又被风刮走。
我想起聚会，
但每一次聚会都是告别。
我想起在孤单中运行着的星星，
黄鹂成双成对，落日慌乱地，
在愁闷中消隐。
我想要越过茫茫宇宙，
到下一个星球去，到最后一个星球去。
我要留下几滴眼泪，
和一些笑声。
不知道为什么，这首歌在此时显得特别苍白无力。我四处找遥控器，却忽然找不到了，床上、床下堆积的全是衣物、书本。每当吃晚饭的时候我告诉妞儿昨天又做噩梦的时候，收拾屋子半天的妞儿就白了我一眼，“谁睡在垃圾堆里都会做噩梦！”
我从床上跳起来，“喀吧”把插座拔了。
忽然听见了手机的震动声，我从“垃圾堆”里扒拉出西服，从兜里掏出手机，是郑天时的电话。
“巴西，你赶快给我滚过来上班！”郑天时在电话那头狰狞无比。
“郑总新年好新年好！”我估计郑天时至少打了四五遍电话而我没听见，家里的电话欠费停机了，他不火才怪。
“少来！还等着你的“天阁”的策划方案呢！赶紧麻利地给我过来！”不由分说啪地把电话挂了。
客观地说，新年的阳光还是不错的，街上的车也稍微少了点，跑起来也舒畅。我左手握着方向盘，右手拿着电动剃须刀在脸上转动，副驾驶座上放着关于“天阁”工程的策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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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手》一（2）
房地产业是个古老而新鲜的行业，在过去的20年里，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被评价为“暴利时代”，而今已是把以前形成的“关系地产”随着市场竞争演变到“品牌地产”、“效益地产”。
一个月以前，老板就让郑天时放下所有的活儿，全力做投资房地产项目策划，也就是郑天时每次经过都咬牙切齿的那个昆仑饭店对面的大坑，大老板花了近１个亿从别人手上拿到的土地出让权。
这个年头，土地出让的方式是行政划拨、有偿出让、招拍挂三者并行。这三个方法，用另一种眼光看去，就是官商勾结、划地圈钱的三条路径。前两者人人皆知，第三种招拍挂，也只需通过预知标底、合作投标、强行举牌等方式就可实现和前两招一样的目的。而这些，都需要以权钱交易为前提。在我们这个社会，权钱交易是挣钱发财、跻身上层社会的前提条件。几乎没有不靠这个而能实现目的的。不用说国企，不用说民企，就是外企，在这里也得以政府公共关系为开展业务的头等大事。所谓“政府公共关系”，表面上是改善友好的合作关系，其实质就是向政府各级官吏搞公关，以各种方式各种名目行贿。
郑天时对这一点早就深有感触，并常谈他的经典案例：我某年某年给一家外企做产品展示会策划时，那个白肤蓝眼黄发的公关经理就告诉过我一个搞政府公关的方便法门：先搞定退下来的干部，然后通过他们搞定在位的干部。
如今，人们的普遍心态是只要和土地沾上边，就能发财；只要圈到地，就能发达。于是，从１９９９年开始的北京新一轮的圈地高潮中，北京城就麇集了１８００多家房地产开发公司，１０００多家建筑公司和６００多家规划设计公司。除了与权势有各种关系的人以外，权势拥有者也纷纷在重利吸引下筹集资金炒地。不少党政部门、企事业单位争先恐后以各种名目、通过各种渠道向银行贷款，去发“地皮财”，一度，甚至连教委、体委、计生委、工会这类事业单位都把教育及体育经费拿了出来，想以钱生钱，炒地发财，然后经办人中饱私囊：只给公家一点小利意思一下，自己则拿大头，和跟随坐镇的银行代表按比例分脏。
当然，若要圈到土地，就得敲开权力之门。在这个行业的形形色色的企业中，有门路的就越过村、乡、镇、区等各基层办事单位，直接找省、市、县一级领导批地；门路一般的就敲市、县一级的土地规划部门的大门；没门路的人就在这样的公司里打工，分得一瓢羹。如果能弄到领导的“条子”，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拿着这种“条子”，只需交几百几千块钱手续费就可以拿到“红线图”，然后马上脱手，一夜成为千万富翁。土地价格则随行就市的，全看经办人怎么做手脚；而经办人怎么做手脚，要看企业怎么打动他们。从征地到立项，从村干部到区、镇、县、市国土和建设部门的工作人员，每个环节都需用钱来打通“关节”。“关节”的打法称为“三步曲”：第一步，弄到相关主管干部的电话号码及住址，第一次上门时提一些水果“投石问路”，第二步就送“文件袋”。文件袋里是一打一打的现金，第三步就是“搞活动”，说白了就是带去玩女人或者出国旅游。前者，或者是妓女、或者是公关小姐，或者是售楼小姐，场合、档次随情况而定；后者，路线已经从东南亚、欧洲、北美，扩大到南美、南非及各种稀奇古怪的地方。
这就是“买路钱”，这就是房地产开发成本。这样的“前期开发费用”几乎占到房子销售价的20％～50％左右。房价高起，这是原因之一。
就是这样，几平方公里几平方公里的良田沃土纷纷流向三教九流、各色人等。而这些土地，理所当然地有６０％以上是基本农田，就是说当年毛泽东主席的“打土豪，分田地”，到现在成了“给土豪分田地”。
事实上，大老板买的这块地，已经在无数个公司、无数双手中转了无数圈。而转给大老板土地的这家公司，也就是在这一轮圈地高潮中新近崛起的暴发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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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手》一（3）
这个暴发户的老板我见过，几年前还是一个政府部门下属三产的小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