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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的战略反思（4）
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的现场，让人再一次闻到了战争的火药味。虽然在随后的半年多时间里，由于中越双方的共同努力，尤其是双方高层领导（包括军方领导）的互访，两国间围绕南海问题的争端有所下降，但战争的火药味，则早已充斥着中越两国的民间和媒体。
2010年下半年以后，我曾受邀到中国大陆多个地方演讲。无论演讲主题是否涉及南海，南海风云始终是各个场合绕不开的一个重要而敏感的话题。许多朋友万变不离其宗的一个问题就是：“南海，到底打还是不打？”
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的剧作里有一句名言：“是，还是不是，这是一个问题。”这句话套用到今天中国面临的南海风云上，竟然也被相当程度地浓缩为“打还是不打”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米∞花∞书∞库∞ ；http：//__
如前所述，2002年签订的《南海行为宣言》十年来几成了一纸空文，中国的忍让成为令一些国家有恃无恐的契机；而2010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越南首都河内的一句“我们回来了”，让多少东南亚的战略家们看到了一丝希望。
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还是让我们回到2011年6月的“第十届香格里拉对话”现场。会议第一天，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盖茨在主题演讲中谈到美国因国内经济问题可能削减军事开支，但却仍将坚持在亚洲地区的存在时，会议现场出现了阵阵骚动。
曾任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的新加坡李光耀学院院长马凯硕直接向盖茨发问：“亚太地区面临的重大挑战是中国崛起，包括军事力量的崛起。请问美国在军事开支日益缩减的情况下，怎么向我们——你们在东南亚的盟友保证，美国将依然能保卫你们盟友的安全？”
马凯硕的提问非常集中地折射了东南亚国家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两难心态。众所周知，历史上，中国与其周边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就十分复杂。有人曾将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比喻成“大象与周围瓷器”的关系。那意思是说：大象只要稍一不慎，就可能将周围的瓷器踢得粉碎。因此，东南亚素来对中国抱有一种警惕与依赖兼有，而警惕似乎又多于依赖的复杂心理。20世纪中叶开始，东南亚又是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后院。但近年随着中国崛起，东南亚也越来越多地发展出“二元战略”，即在经济上高度依赖中国，而在安全上则高度依赖美国。
从中国地区外交来说，近十几年来辛辛苦苦的重要结果之一，就是成功地建立了中国与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战略”二字，素来在各国的语言文字系统里都有着许多不同的含义和解读方式；中国与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也未能幸免于外。中国与部分东南亚国家日益复杂的南海主权争议，基本上就从属于中国与东盟这一同样复杂的双边关系。这一本已十分敏感的关系，再糅进“美国因素”——准确地说是中国崛起背景下的中美地区互动——问题就更为复杂。
在这里我无意展开大段的国际关系分析。我所关心的是，中国民间将复杂的南海争端浓缩为“打还是不打？”这一简单问题背后同样复杂的集体心理。
毋庸讳言，南海问题的尖锐化，某种程度上已将中国逼到了几乎没有退路的地步。“一个崛起的大国，居然对周围几个小国的挑衅手足无措”，这是许多人口中无、心里有的一个集体困惑。一个复杂的战略问题，在民间居然被演绎成为“打还是不打”这样一个简单的命题，这本身就折射出至少在南海问题上中国战略思维的缺乏。
第一章 中国的战略反思（5）
然而，中国战略思维的缺乏，又来自何方？
我们周围怎么忽然复杂起来了？
撇开南海，环顾中国周边，战略环境正在变得日益复杂，而这似乎是十年前所完全没有的状况。
2011年1月，中国评论新闻社发表了来自北京的一篇评论，题为《中国如何扭转战略性被动的局面》。文章写道：“为了维护中国的发展果实，切实维护中国的主权与安全、领土与领海，中国不仅需要立足当前，更要着眼长远，……必须澄清和修正一些战略谋划研究的糊涂认识。……从事战略谋划首先就是要最大限度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主权，国家领土和领海，创造和维护发展环境。而一些从事战略研究的学者，不乏思想糊涂、性格软弱、经历苍白的高学历学究和书呆子，更有个别屁股坐歪、立场摇摆的绥靖人士。……往往从事某个国家和区域研究的、学习某种语言的学者，会不自觉地产生亲近，在一定限度内这算是正常心理，但前提是这种亲近绝不是无原则的亲近，不能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安全、完整。……精明的绥靖者与糊涂的学究一样具有严重危害，甚至更要命。因此，国际研究和对外工作人士必须时刻提醒自己首先是个中国人，是有胆识的炎黄子孙，而不是糊涂虫、应声虫。”…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坦率地讲，这篇文章点出了中国外部环境战略性被动的要害，然而在其成因的分析上，却显得似是而非、不得要领，甚至具有严重的民族主义思维和误导倾向。中国外部环境的复杂化，来源于中国崛起大背景的变化。在这一大背景下，许多原本不是处于主要地位的矛盾由深层浮上表层，或被置于重要的战略位置。不少西方朋友疑惑地表示，过去几十年中国对海洋权利的诉求完全不像今天这样强烈，因此他们认为周边环境的变化首先是源于中国的变化。
针对西方学者的质疑，我经常在各种场合对他们说，一个民族崛起时期产生对海洋利益的诉求，这是再正常不过的历史进程，关键是中国和西方能否在这一海洋诉求上升的过程中展开良性的互动。
也有日本朋友表示，过去几十年中日也有历史问题，为何那时没有将历史问题提到如此严重的高度？我对他们说，这一切全由于围绕中国发展的战略框架发生了变化；过去的“七二年框架”（即由于尼克松访华而产生的美中日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态势）导致中国愿意暂时搁置一些战略分歧，而当时的美日等国对作为准盟友的中国，自然也比今天正成为其对手的中国更有亲近感。
然而，我要对中国的朋友说，虽然战略框架变化及其所导致的战略议程变化是十分正常之事，但对中国来说，还是存在一个清醒定位自我发展目标，并对自己日益上升的诉求进行准确界定的问题。这一节里提到的中国周边环境这几年似乎忽然变得复杂起来的事实，绝非源于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背景；而这一日益复杂的局面将走向何方，在相当程度上则又取决于我们在提出合理的诉求的同时，如何准确界定我们的自我诉求。不然，我们未来的道路将充满茫然，我们的周边环境也将越来越复杂；而中国崛起的进程，很可能就在这一日益复杂的过程中“出师未捷身先死”。
我们的国际友好都哪里去了？
实际上，细心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现，当我们的周边环境日益复杂的同时，我们的朋友正在变得越来越少。
第一章 中国的战略反思（6）
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几十年前曾有一句名言：“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这当然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而且指的是20世纪50到60年代亚非拉人民大团结年代的情形。确实，在那个中国曾非常贫穷的年代里，是一帮亚非拉的穷朋友们，敲着抬着将中国送进了联合国。然而，今天当我们蓦然回首会忽然发现，我们似乎已经很难回答一个问题，即“今日世界，到底谁是我们真正的朋友？”
今天的美国和日本，显然不可能成为中国的真正朋友。中美两国，一个是已经崛起的大国，另一个是正在崛起的大国，显然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朋友；至于中日之间错综复杂的恩怨情仇，想必每个人都有所体会，因此日本也不在真正的朋友之列。欧洲，这个曾经与中国不存在核心国家利益冲突的国家团体，近年来在人权、西藏和反倾销等问题上也正发生越来越多的冲突；尤其是欧洲人对意识形态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