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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打电话给列别德，请求他把卫兵派回来，以保护调查团免遭当地暴民的威胁。列别德拒绝了这一要求，说除非将军本人向他提出请求并致以真诚的道歉。据列别德说，该将军还真的那样做了，而且是惨兮兮地向他求情的，卫兵随即被派了回去。
这次调查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列别德没有详细说明，但他当时相信这是为戈尔巴乔夫或党内某些高级官员提供证据，在他们觉得政治上需要的时候把他作为替罪羊，就像他们在第比利斯事件之后对罗季奥诺夫将军所做的那样。
与第比利斯事件相似的另一点是，有关这些小插曲的情况杂乱无章且不完整，但它们却是值得回味的。首先我们必须记住，当时几个波罗的海共和国，特别是立陶宛正威胁说要脱离苏联。契尔尼亚耶夫和沙赫纳扎罗夫劝戈尔巴乔夫让立陶宛独立，但戈尔巴乔夫不能让自己做出这个决定。西方媒体的注意力也紧紧地盯着立陶宛，这使戈尔巴乔夫在那里的举动对他与西方的关系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与此同时，阿塞拜疆的局势也日趋严重，不再受戈尔巴乔夫信任的当地党的领导正在失去对局势的控制权。
鉴于这种情况，戈尔巴乔夫决定（或者是在克格勃和内务部领导的劝说下决定）需要采取一些隐蔽措施，以控制阿塞拜疆的局势。如果想师出有名，那只有制造暴乱事件，才会证明派军队去恢复秩序是正确的。现在我们还不清楚人民阵线的暴乱事件事实上在多大程度上是自发的，但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克格勃在背后做了手脚，目的是使人民阵线的名誉扫地，证明派军队进去将其摧毁是正确的。虽然不能排除克格勃、内务部和国防部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采取行动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似乎是很小的。这样看来，戈尔巴乔夫参与其中的可能性是很难排除掉的。此外，来自莫斯科的所有这些阴谋活动和幕后指挥与土库曼共和国第一书记萨帕尔穆拉特尼亚佐夫的说法是一致的，那就是戈尔巴乔夫认为阿塞拜疆动乱的蔓延会使该共和国更加依赖莫斯科。
从列别德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和他的战友们对于这起事件的看法充满了矛盾心理。他们已做好充分的准备对付外高加索的分离主义分子和制造麻烦的政治集团，但使他们感到气愤的是戈尔巴乔夫没有让他们尽早和尽快地去恢复秩序，而是等到形势严重恶化后才采取行动。更糟糕的是，列别德担心形势不妙时，戈尔巴乔夫或其他政治局委员会把他作为替罪羊。
在这一点上，列别德关于检察院调查团到其部队调查的介绍特别能说明问题。如果情况真的像人民阵线领导人阿利耶夫盖达尔和阿塞拜疆委员会所指出的那样，形势并没有失控，那么就存在对进行干预的部队进行刑事指控的可能性。如果这些部队是被派去摧毁人民阵线的，那极有可能是他们开的第一枪。当然，列别德把挑起交火事件的责任推到了人民阵线的头上，但考虑到他对分离苏联的政治势力的态度，他的证言是值得怀疑的。对调查团到来的另一种解释是，戈尔巴乔夫及其助手们在莫斯科希望给列别德和其他军官找一些罪名，以备巴库的形势发展对联盟政府不利时使用，就像他们在第比利斯所做的那样。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列别德粗鲁地对待首席调查官的做法就打乱了他们的如意算盘。
军队进入巴库导致的最致命的后果，可能就是激起了士兵母亲运动组织的抗议，损害了军队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这些抗议活动表明，军队已基本丧失了公众对它的支持。与此同时，军官对党的领导的态度也开始向危险的方向转变，就像列别德指出的那样。几个星期后的2月中旬，驻在塔吉克共和国的一个陆军师拒绝进入该共和国首都杜尚别，去镇压预计有5000多人的暴徒和抢劫者。该师的师长和军官们说他们之所以拒绝命令，是因为他们不想背上制造动乱的罪名，而这一罪名是采取军事行动所难以避免的。这一事件进一步证明了军官们的态度已开始转变。
第18节。对立陶宛干预的失败
对立陶宛干预的失败
虽然戈尔巴乔夫对付阿塞拜疆的分离主义运动或多或少取得了成功，但他在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面临的挑战却是更为严峻的。这三个国家中，立陶宛是要求独立呼声最高的。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议会宣布该国独立。3月15日，莫斯科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宣布立陶宛的这一决定为非法。4月18日，戈尔巴乔夫宣布对立陶宛实行经济封锁。6月，立陶宛耍了一个花招，在独立的立场上稍稍后退了一步，宣布其独立决定延期100天履行，以便与莫斯科进行谈判。10月2日苏联和立陶宛代表团进行首次会谈后，戈尔巴乔夫的态度更趋强硬，谈判就此中止。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总统布什及其助手们私下向双方施加压力，以免双方摊牌，因为当时有关德国统一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布什支持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在年内完成统一德国的目标，同时他也寻求戈尔巴乔夫默许统一后的德国仍然留在北约。布什担心苏联对波罗的海共和国的血腥镇压会激起美国国内对莫斯科的强烈反对，从而损害他与戈尔巴乔夫间的微妙关系，因此美国外交官力图避免或至少推迟这样一种对立。美国外交上的这一政策与美国对戈尔巴乔夫对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的镇压不大关心的态度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因为在戈尔巴乔夫在国内使用武力的问题上，美国新闻界、国会和总统内定了一条界线，即美国对波罗的海共和国问题的态度有别于对其他共和国问题的态度。这一点可能对戈尔巴乔夫起了作用。
这年的秋季征兵工作在几个共和国都遇到了阻力，尤其在波罗的海地区，并最终演变为苏联对立陶宛进行军事干预的借口。1991年1月7日，苏联国防部宣布将向几个波罗的海共和国、摩尔达维亚、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派驻空降兵，以加强那里的征兵工作，但最终只向立陶宛部署了部队。同一天，波罗的海军区司令库兹明弗奥多尔上将向所有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的领导人发出了最后通牒，让他们不要干预部队的进驻。他还告诉他们，亚佐夫元帅已敦促他们在1月13日之前加强征兵工作。这一行动没有吓住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中的任何一个，它们明白将面临苏军摧毁它们的民族主义政权的可能性。
接下来的事件是，1月11日立陶宛民族拯救委员会悄悄地宣布成立，其发言人是朱扎斯杰马拉维希尔斯。杰马拉维希尔斯拒绝透露委员会成员的名单，只是宣布该委员会正在夺取政权。同一天，苏军部队占领了维尔纽斯的新闻中心和国防部，打伤了几个人。第二天，维尔纽斯卫戍司令弗拉基米尔乌斯霍普契克少将向新闻界宣布，这些行动都是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指令实施的。
最后，1月13日，立陶宛民族拯救委员会谴责广播电台和电视台进行反苏宣传，呼吁乌斯霍普契克采取行动。乌斯霍普契克照此做了，部队占领了维尔纽斯电视塔，通过高音喇叭宣读了该委员会的声明。部队进入时遇到了电视塔周围一群手无寸铁的平民的抵抗，在接下来的行动中打死16名立陶宛公民，打伤数百人。这一悲惨事件为西方记者亲眼看见，并被录了像，对此情况苏军是无法像在巴库那样进行抵赖或歪曲的。
然而就在第二天，戈尔巴乔夫开始赖账了，声称暴乱完全是由当地部队指挥官发动的。亚佐夫试图为乌斯霍普契克辩护，谴责立陶宛政府通过充满激情的反苏宣传向他进行挑衅，但亚佐夫的声音是微弱的。苏联联邦委员会向维尔纽斯派出一个代表团，与民族拯救委员会成员举行会谈，但民族拯救委员会一位未透露姓名的成员在机场会见代表团后，很快就离开了。从此，这个像鬼一样来去无踪的委员会就销声匿迹了。
这段时间，爱沙尼亚躲过了严重的暴乱，但拉脱维亚却未能幸免。虽然苏军对立陶宛的军事干预停止了，但1月20日内务部特种部队——所谓的“黑色贝雷帽”，即“执行特种任务的民兵支队”袭击了里加的内务部大楼，打死四人，打伤十人，伤亡者大部分为记者和平民。这是这个月里内务部特种部队发动的一系列小规模行动中的最后一起。
列别德曾精辟地总结过戈尔巴乔夫当时的行为模式：形势恶化→戈尔巴乔夫举棋不定→克格勃和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