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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后的第二天，即4月10日，由谢瓦尔德纳泽和拉祖莫夫斯基组成的政治局调查组抵达第比利斯，对事件进行调查。4月10日，帕季阿什维利辞去了共和国党的第一书记职务，由古姆巴里泽吉维取而代之。一大批持不同政见者被逮捕，包括后来当选为格鲁吉亚总统的兹韦尔德加姆萨胡尔季阿，秩序至少暂时恢复了平静。4月17日，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对事件进行调查，以确定谁应当对4月9日凌晨采取的行动负责。
以上就是第比利斯大屠杀的简要经过。苏共中央政治局对这起事件的处理与对阿拉木图事件的处理明显不同。两者在迅速求助于内卫部队和军队上是一致的，在控制媒体报道上也相类似，但后者没有前者那么成功。当时苏联正在全力推进“公开性”，这使得许多血淋淋的细节成了人所共知的事情。无须赘言，苏军士兵用棍棒将手无寸铁的格鲁吉亚妇女活活打死的画面引起了公众的强烈义愤，不仅在格鲁吉亚是这样，在俄罗斯以外的其他共和国也大多如此。
另一个主要的差异是官方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到1988年，苏联大部分共和国的民族团体都公开批评苏联的民族政策。1988年2月，当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州苏维埃要求重新并入亚美尼亚时，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爆发了争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冲突。
随着“公开性”的发展，格鲁吉亚当地的知识分子觉醒了。1988年后期，阿布哈兹分离主义活动成了格鲁吉亚的一个问题。同年秋天，格鲁吉亚几个城市爆发了示威游行，强烈反对格鲁吉亚俄罗斯化，要求给予格鲁吉亚更大的自治权。11月，近20万人聚集在第比利斯，要求修改苏联宪法，放宽对共和国权利的限制。这就是说，1989年4月危机之前，格鲁吉亚已发生了一系列要求摆脱苏联控制的反映当地民族情绪和文化思潮的事件，因此很难说政治局对此次事件的发生会感到突然。
然而，最大的不同点是政治局的行为方式。第比利斯事件发生时，苏联的政治形势已发生很大的变化，一年前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通过的政治改革进入了关键阶段。1989年春天，新成立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要由多个候选人竞选。对于这种政治改革，利加乔夫、切布里科夫和其他一些政治局委员有很大的保留意见。此外，政治局开会讨论帕季阿什维利要求使用军队镇压第比利斯的示威活动的请求时，戈尔巴乔夫并不在场，这使他有机会否认同意让罗季奥诺夫向军队下达镇压示威者的命令。谢瓦尔德纳泽对军队的行动非常恼火，这不仅因为他本人是格鲁吉亚人，对老乡有同情心，而且据他自己承认，他失去了一次阻止事态发展的机会。他回忆道，4月7日戈尔巴乔夫曾说过：“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必须通过政治手段控制形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将派出谢瓦尔德纳泽和拉祖莫夫斯基去处理此事。”可当谢瓦尔德纳泽赶到第比利斯时，被告知形势已得到控制，不再需要他了。这样，政治局委员们，从戈尔巴乔夫开始，一个个更关心的是如何开脱责任，而不是如何处理格鲁吉亚政治危机，对此危机他们曾表示过默许甚至可能是纵容的态度。
契尔尼亚耶夫在对4月20日政治局会议的回忆中，描述了戈尔巴乔夫为自己开脱责任的情况，那次会议听取了刚刚从第比利斯返回的谢瓦尔德纳泽的汇报。谢瓦尔德纳泽具体汇报了些什么，契尔尼亚耶夫并没有说，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谢瓦尔德纳泽坚持认为动用武力是不必要的，军队在得到莫斯科国防部的同意后也不应该采取行动。戈尔巴乔夫听取汇报后，说他同意谢瓦尔德纳泽关于事件的发生有其必然性的说法。在戈尔巴乔夫看来，事情的责任应归咎于帕季阿什维利和第比利斯党组织领导的软弱涣散，因为他们与格鲁吉亚的知识分子没有共同语言。他坚持说他常常告诫帕季阿什维利，在处理与日益觉醒的格鲁吉亚知识分子的关系时要多用民主的方法。然而，这次事件表明，格鲁吉亚党的干部只知道一种办法，那就是动用武力。戈尔巴乔夫接下来抱怨说没有掌握足够、可靠的关于第比利斯情况的消息，他说苏军情报局、克格勃、内务部和党的机关在莫斯科和第比利斯之间都有保密线路，但它们各自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忽略了整体利益。他说他刚从伦敦回来时，有人告诉他军队已被派往第比利斯，但只是去保卫几处敏感的设施，仅此而已。然后就在第比利斯颁布了戒严令，戈尔巴乔夫称其为“愚蠢的”和“不必要的”行为。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不是深入人民群众中间督促他们保持镇静，解释政府采取的行动，而是躲进了地下掩体。同时，莫斯科的政治局获得的情报也是有限的，完全不足以让政治局做出正确的决策。
这时雷日科夫插话问道：“我们坐在克里姆林宫里能知道什么呢？中央委员会的书记们知道一些情况，但是我们作为政治局委员却什么都不知道，我作为政府首脑，开始是从《真理报》上获悉这些情况的！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不了解情况，政治局又怎么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呢？”戈尔巴乔夫本想重新接过话头，但雷日科夫继续说道：“至于说军队他们派部队镇压人民还怎么能说他们好呢？有人从莫斯科向格鲁吉亚军队指挥官发布了命令，但政府对这一切一无所知，连一个传闻都没有听到。军队指挥官甚至对格鲁吉亚政治局指手画脚，这一点我们也是从报纸上知道的。作为国防委员会主席和党的总书记的谢尔盖耶维奇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竟然不知道此事！事情怎么会是这样呢？如果军队不向政治局汇报就擅自采取行动，那是非常糟糕的。”
戈尔巴乔夫转向亚佐夫，对他厉声说道：“德米特里季莫费耶维奇，永远记住此事。今天就发布一道命令：从今以后没有政治局的决定，军队禁止参与一切地方事务。”
戈尔巴乔夫在这一刻的表演是拙劣的，明显是为了逃避责任。当然，契尔尼亚耶夫承认他自己倾向于戈尔巴乔夫是无辜的，戈尔巴乔夫尽管没有直接责任，但肯定是他制定了导致格鲁吉亚出现此种状态的政策。他此刻是企图将责任推在利加乔夫、切布里科夫，特别是军队的头上。雷日科夫的评述似乎是事先安排好的，不仅为他自己开脱了责任，而且影射莫斯科有人正在篡夺戈尔巴乔夫的权力。利加乔夫主持了4月7日的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之后格鲁吉亚共和国第一书记帕季阿什维利才相信莫斯科已经为他开了绿灯，而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这开绿灯的人极有可能是利加乔夫。此外，罗季奥诺夫将军及其所属部队正是在这一刻支持当地内卫部队的。戈尔巴乔夫为什么没有参加4月8日的会议（会议是由切布里科夫主持）深入研究情况，暂缓罗季奥诺夫将军的行动呢？他自己的说法是他4月7日返回莫斯科时才得到关于第比利斯形势的简报，但简报很不完整。事实真是这样吗？也许他知道主要情况，而故意让罗季奥诺夫的行动进行下去，因为他知道利加乔夫已经代表政治局批准了此次行动，这样万一事情搞砸了，他可以避免承担直接责任。契尔尼亚耶夫对这些明显的问题没有给出答案，只是承认他提供4月20日政治局会议细节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地表明戈尔巴乔夫是无辜的。
第16节。
格鲁吉亚调查委员会关于此次事件的报告于1989年10月在格鲁吉亚媒体上发表了，内容充满了矛盾，但给人的印象是帕季阿什维利受了罗季奥诺夫上将关于保证不会有伤亡的误导。帕季阿什维利够惨的了，但罗季奥诺夫看上去更惨。这份报告虽然始终没有提到戈尔巴乔夫所扮演的角色，但它提供的证据表明，就在悲剧发生前的几天里，帕季阿什维利频繁与莫斯科政治局委员通电话，其中包括戈尔巴乔夫和亚佐夫。此外，亚佐夫证实4月7日晚上戈尔巴乔夫从英国刚一回来，就与帕季阿什维利通了电话。如果亚佐夫的话可信，那么戈尔巴乔夫很难让政治局接受他对自己责任的辩解。
其他方面的证据也证实了这种印象。当时任土库曼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萨帕尔穆拉特尼亚佐夫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