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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苏兹伯格遵循的是新闻界长期以来的游戏规则—编辑权与经营权截然分开。亨利·鲁斯用“教堂与国家”来形容这一规则。20世纪40年代以后，为了解决时代…生活集团因规模迅速扩张而产生的管理混乱问题，鲁斯设立了发行人与主编制。对于时代集团内的任何一本杂志，发行人负责发行、广告等经营业务，是“国家”；而主编全权处理编辑事务，为“教堂”。两者之间隔着一堵无形却厚实的墙壁。
由于亨利·鲁斯认定新闻工作的首要任务是“社会责任”，其次才是利润，所以鲁斯时代的“教堂”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他本人也更乐于别人视他为时代公司的“总编辑”，而非什么最高行政总裁。对编辑部门的尊崇，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美国新闻界的普遍作风，“教堂”是崇高的，精神的，而“国家”是世俗的。而当时相当多的媒体公司的最高首长是由编辑或记者升任的。
在《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改造人克劳伦斯·巴荣看来，一个不懂写作的人怎么可能成为《华尔街日报》的发行人？一段或许莫须有的争吵传神地传达出当时的这种气氛。那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当时《华尔街日报》广告部负责人费斯特用尽心思拉来了福特公司的巨额广告，但他需要一个比较重要的版面，于是去找发行人巴尼·基尔戈尔，总编辑克比恰好也在场。显然，基尔戈尔对于损害读者利益、迎合广告要求不太感兴趣，因为《华尔街日报》的主要版面是不容出卖的。克比也挖苦道：“不要答应别人你自己做不了主的事。”费斯特反驳道：“是广告在付你薪水。”此时克比暴跳如雷：“是记者们付我薪水，你也是一样。”
今天的记者们愿意回顾那个年代的美好时光。报纸、杂志不仅是一件商品，它更有着崇高的社会使命，高品质的内容是确保媒体成功的最关键要素。在那个时代，伟大的编辑们，不管是《纽约客》（New Yorker）的威廉·萧恩（William Shawn）、《君子》杂志（Esquire）的哈罗德·海斯（Harold Hayes），还是《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的本·布拉德利，都有着崇高的威望，他们对于自己的职位有着深刻的自觉意识，出版商对这些编辑们也尊敬有加。寻找一位成功的作者似乎比一家广告客户要重要得多。《纽约客》的发行人弗里希曼对于威廉·萧恩尊敬得有如父辈。而对商业行为嗤之以鼻的《纽约客》在萧恩时代也确实获得了空前的商业成功。
可以肯定地说，20世纪80年代是社会风向的转型期。里根政策与华尔街投机共同创造出的浮夸风气渗透到当时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那些鲁斯时代的老一代出版人正在消失，“教堂”的崇高地位也在迅速消逝。几个关键事件印证了这一点。以空洞的时尚杂志、煽情的地方新闻起家的纽豪斯出版集团分别在1981年、1983年购买了声誉卓著的兰登书屋（Random House，Inc。）与《纽约客》杂志；1985年，“坏小子”艾尔·努哈斯（Allen Neuhacth）利用推销消费品的方式成功创办了垃圾报纸《今日美国》（USA Today）；1989年，“时代…生活”集团购并华纳兄弟公司……
《哥伦比亚新闻评论》在1987年说道，MBA正在成为新闻业的新老板。这些例证恰当地说明，新闻出版业的报人传统正在瓦解，那些受商学院训练的人对报纸与杂志不再有当年鲁斯般的特殊感情，他们把出版物理解为与汽车、化妆品、洗发水毫无区别的商品，他们对利润、广告商、商业数字图表的关心要远远大于对编辑理想、杰出新闻作品的追逐。伴随着时代…生活集团与华纳公司的最终合并，总编辑这一曾经与公司总裁平起平坐的职位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它成了一个部门领导的代名词。一手促成这次并购的杰纳德·李文（Gerald Levin）—今天时代华纳公司的CEO，从来就没有看得起过编辑的工作。尽管编辑独立的传统依旧得到了表面上的尊重，但谁都清楚，世界已经改变。
20世纪90年代之后，这种变化一再加剧。不管是时代集团、《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纽约客》等这样的老牌出版物，还是《连线》（Wired）、《快速公司》（Fast pany）这样的新生物，“国家”都在毫无廉耻地吞没着“教堂”的地位，编辑们被要求与广告人员一样为公司创造直接利润。鲁斯时代的“一切为读者考虑”变成了“一切为广告客户考虑”，况且这个时代的读者们似乎对于严肃的阅读也失去了兴趣。《哥伦比亚新闻评论》在1998年以《洛杉矶时报》为例刊登出封面故事“教堂与国家之争”，对新闻理想、编辑独立原则正在遭受的玷污表示惊愕。《洛杉矶时报》的负责人马克·威利斯的看法代表了当代多数媒体经营者的看法：“有没有（教堂与国家之间）那道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报纸要做到公正。”然而，没有那道墙怎样做到公正？面对IBM公司这样的广告客户，那些不喜欢“墙”的经营者当然会压迫编辑撤销对该公司的批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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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教堂之争（2）
今日“国家”对“教堂”的侵蚀，似乎是对几十年前编辑记者们藐视广告发行人员的一次“反动”。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热衷于谈论利润的媒体经营者似乎也正逐渐意识到，报纸、杂志这样的出版物毕竟与肥皂不同，它们蕴涵了更丰富的智慧与人性的力量。迷信调查与发行数据的纽豪斯终究未能经营好兰登书屋与《纽约客》杂志。那些专为迎合广告商而存在的新经济杂志也厄运连连。但是，“教堂”与“国家”间的裂痕已经不可修复，双方都指责对方的无知与无能。就像美国在线（AOL）与时代华纳合并之后，笃信技术的AOL人将杂志编辑、音乐家视作是软弱无力的鼻涕虫，而《时代》的编辑们则傲慢地藐视着这群不懂莎士比亚、不穿高级西装的暴发户……
对于一直就缺乏规范的中国媒体界来说，谈论“教堂”与“国家”之分过于奢侈，它们面临着更直接、更棘手的困难。但笔者的确想通过介绍别人的经验来为正在急剧升温的中国媒体提供某种参照。前些年那些急匆匆奔向“dot…”的传媒人与投资者们，如今似乎全都在谈论杂志、报纸出版。网站建设计划书改换格式，变成了杂志创刊或改版的说明书。
这些计划书中充斥了有关市场调查、光辉前景的内容，最重要的当然是财政预算。没有人主动谈及核心编辑的组成，没有人说到如何确立编辑独立原则。投资者与媒体人都迫不及待地在谈论市场推广，然而却很少有人说“我们应该先编辑出一本伟大的杂志”。
尽管前面我们不断提及美国媒体的编辑权所受的威胁，但笔者也必须承认，长期的教堂与国家传统，使得主要媒体的编辑们在自己的区域里仍享有不容侵犯的权力。现任时代出版集团总编辑的诺曼·皮尔斯汀在职责说明中强调，自己的职责就是确保其控制下的24本杂志能够公正客观地报道，能够赢得读者的尊敬，不管是否触及自己集团的利益，不管这些杂志是否会批评其母公司的领导杰纳德·李文。
而对于从未有此传统的中国媒体来说，倡导独立的编辑权是其走向成熟的基准。遗憾的是，不管是投资人还是编辑自己都尚未意识到这一点。报业巨子威廉·兰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在选择投资项目时，最关注的不是该项目的前景，而是是否有适合改项目的天才人物。他会因为一位天才编辑的出现而投资一本杂志。而一旦决定投资，他就会对该人选极度信任，并提供最大的支持。
经营报纸与杂志是一项依靠天才与耐心共同作用的事业。亨利·鲁斯相信这一点，所以他会不遗余力地寻找到天才作家，给他们最好的薪水与最大的自由，他会容忍《体育画报》长达7年不盈利；阿瑟·苏兹伯格也这样认为，他说“我既然认定罗森涛是最好的总编辑，那么我就没有权力干涉他的工作，只有这样，《纽约时报》才能永远站在公正这一边”；诺曼·皮尔斯汀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时代》杂志只有拥有批评任何人的自由，才能够确保它未来的成功。
笔者希望中国的媒体投资人拥有阿瑟·苏兹伯格的心胸与赫斯特的耐心，更希望中国媒体人士能够拥有清醒的自我认知。“国家”与“教堂”之间的冲突本质上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