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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用德拉吉最得意的莱温斯基事件来反驳他，倘若没有被《新闻周刊》放弃的深入报道作为基础，德拉吉是无法成功的。他碰巧成为了第一个说话的人。
当然，笔者所讲的一切并非在否认这个叫麦特·德拉吉的人的成就。笔者只是想说，在这个喜欢戴稻草帽的人的背后，隐藏着我们时代各种文化之间的冲突。笔者当然承认，德拉吉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趣味性的人。如果你是一个美国梦想的信仰者，你没法不喜欢他。
他出生于美国马里兰州华盛顿特区的一个郊区，是一位自由民主党人士的独子。父亲是工人，母亲是律师。与新闻发生的惟一联系始于童年时在睡眠前听收音机里的犯罪新闻，及十几岁后开始看的CNN一线报道。他在高中是个差生，未能进入大学，在开创“德拉吉报告”前，一直是个低级店员，文化水平甚低，甚至连拼写都不过关。
就是这样一个“nobody”，借助互联网与执着的“扒粪”精神和可贵的运气，成了今天的媒体界的“somebody”。《德拉吉杰作》出版后，很快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主流媒体纷纷予以评介。此时他依然坚持：“我没有学习任何新闻学，一切不过是欺骗而已。”
从个人角度来讲，德拉吉的确具有标志意义。有人将之比作为“猫王”，因为当艾尔维斯·普莱斯利扭着屁股出场时，50年代的成年人的确对此不屑一顾。或者，他更接近拉里·弗林特，这位色情出版业大王，背负着大部分人的指责，却被一位法学教授赞誉为“最大限度地扩大了美国人的言论自由范围”。更极端的人，将之视作为当代的汤姆·潘恩，这位美国的奠基人之一在写作《常识》之前，是一位饱受辱骂的异教徒。当然，德拉吉更愿意说自己是鲍勃·伍得沃德与卡尔·伯恩斯坦，但是鲍勃·伍得沃德公开地斥责德拉吉玷污了新闻业。不管怎么说，麦特·德拉吉注定成为一个反抗传统、挑战权威的符号式人物。在一团混乱中，德拉吉让自己成为如猫王的摇摆、安迪·沃霍尔的坎贝尔汤罐与斯蒂夫·乔布斯的苹果电脑一样永久的历史符号。
到这里，笔者希望各位能从德拉吉神话的浪漫中摆脱出来，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应该如何清晰地面对新闻业的责任。在技术、公众低级趣味对媒体的冲击和影响愈发明显的今天，新闻从业者显然不能说，“我只提供不顾真假的事实，让公众自己去分析”。因为新闻业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个“扒粪”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它肩负着更重要的使命。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讲过，由于现代生活的实际情况极为复杂，社会愈来愈功能化，新闻记者成了联结广泛的外部世界与个人的惟一纽带，所以新闻记者必须时刻保持清晰的头脑和自我反思与学习的能力，在现实的报道中引入客观而崇高的情感。由于报刊已经成了大众主要的精神生活，所以新闻记者必须成为联结高级文化与普通群众的纽带，将人类文明中最精髓的东西通过报刊传达给公众。
我们的麦特·德拉吉先生当然会嘲笑这种典型的“精英主义理想”。我们当然要和德拉吉先生一样奋起反抗媒体集团由于商业利益或政治利益而出卖新闻业的独立精神的行为，但是我们更应该清楚，我们所凭借的手段绝不是“诽闻与道听途说”。
新闻判断力比勇敢更重要
一个24小时的新闻台是否能够减少你的恐慌？100个版的SARS增刊就能增加你对疫情状况的了解吗？自从4月20日以来，我对一切媒体都厌恶之极，因为世界在它们的描述中，除去SARS，别无他物，似乎全球不足6000个的感染案例却涵盖了其余60亿人的生活。我们看到那些勇敢的记者们，将医院视作海明威战斗的意大利前线，他们试图呈现、放大并回放每一个病人的细节。
但是，人心并未因此而安全。是的，没人否认信息公开的重要性，但是我们越来越要面对的一个事实是，信息公开除去镇定人心，它同样可能制造混乱，北京一家建筑公司的领导人甚至试图禁止民工收看电视，因为他们在恐慌中试图逃回家乡。
这场突如其来的SARS危机，对新闻业的真正考验，是它质疑了中国新闻界的一些惯性思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新闻界生存在两种自我营造的气氛中。他们中最锐利的，将自己想像成斗士，代表着正义与弱势一方，去刺破束缚与黑暗，他们大多是唯事实论者，认为只要尽可能地披露真相，就越可能接近真理；其余的大部分，则感慨时运不济，将自己的平庸推卸在制度层面上——不是我不想怎样，而是环境不允许。在漫长的前行道路上，大多数新闻从业者看到被阻拦在一座山峰前，便只是抱怨，单纯地认为只要这座山峰消失，前途必然光明。
普利策塑造的新闻传统影响着现今大多数的中国记者。他们将自己的职业想像成一个转型社会的先知，试图在价值失衡的年代，充当暂时的立法者。他们迷恋于揭露黑暗，追寻真相，就像20世纪80年代前的美国电影中的记者形象：挑战既有社会秩序的不安分的小子。但是，他们忽略了一点，今天的中国除去面临19世纪末美国的转型以外，还同样面临着CNN与互联网开创的新传播年代，在这种语境中，新闻业面临的首要问题不是呈现更多的信息，而是信息泛滥。在这双重夹击下，新闻业一些固有的缺陷也就更明显地放大出来。
首先，新闻很难客观。新闻对正常的世界不感兴趣，它只喜欢异常。所以当战争、灾难到来时，新闻记者的神经也开始活跃起来。与过去年代不同的是，媒体在我们时代扮演了中心的角色，媒体覆盖了我们生活的所有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依靠它来了解世界。所以新闻业的习性，将直接塑造大多数人对于世界的感知。2001年9月11日8点42分之后，美国人几乎相信，这世界上只有恐怖主义；就像2003年4月20日以后，中国人只关心SARS一样。不得不说的是，灾难的显著性，除去国际压力的影响外，媒体的渲染同样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电视网使中国大部分并非疫区的人民亦有了强烈的参与感。
其次，媒体具有天生的取悦市场的倾向，市场的诱惑可能比政府压力更可怕。保罗·克鲁格曼发现，英国的国有BBC电视台在报道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上，常常对政府持批评态度，而美国私有的福克斯等电视网，却仿佛是美国政府的宣传机器。因为后者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他们需要迎合公众的态度。同样的，中国媒体在SARS的报道中，对于情绪的大肆渲染，很大程度是源于新闻人的本能想法：这样更容易销售。
当然，笔者承认，从来就没有笼统的新闻业之称。电视与纸质媒介（报纸、杂志）有着截然不同的特性，前者更容易屈服于市场压力，因为它的反馈更为迅速。所以，中国新闻业首先面临的挑战是，它们必须拥有一个层次更为丰富的媒体行业。电视天生适合于提供更多的信息；而报纸与杂志却并未提供更多的分析与观点，这种分析与观点本应在混乱期给人提供更多的心理慰藉。其次，理解力在我们时代的新闻业中将充当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甚至比勇敢这种品质更为重要。我们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任何单一事件不再是非黑即白，它往往有着太多的牵扯，杰出的记者越来越注重为读者提供这种线索的梳理，而非简单的呈现。
不管新闻业多么受制于外界环境，笔者却越来越相信，与它的品质最直接相关的仍是新闻人本身。希望在这场危机中表现平平的中国新闻人能够意识到，束缚他们前行的并非是制度，而是他们自身能力的缺陷，他们还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环境。
英国的启蒙
散文家爱狄生每天要在巴顿咖啡馆泡上六七个小时，当时是18世纪下半叶的英国，距离工业革命已经有一百多年。一种前所未有的觉醒意识正在普通英国人中蔓延，对世界的好奇心与对自我独特声音的渴望，成为新兴中产阶级们的主要追求。作为《闲聊者》（Tatler）、《旁观者》（The Spectator）、《卫报》（The Guardian）的撰稿人，爱狄生希望在象征平等的咖啡馆中探求对事件的争论与新观点。与当时其他英国报刊作家（如斯蒂尔）一样，爱狄生深知，公众亟需一种新的美学标准与道德准则。
同时期，一群德国知识分子在“星期三俱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