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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不断升级的争吵如今已经进展到“政治正确”、“保守派与自由派”、“多元文化”的高度，而多才多艺的韦斯特教授也要挟转投普林斯顿大学。与此同时，芝加哥著名学者理查德·波斯纳出版了《公共知识分子：一项衰落的研究》。在这部一出版即招致诸多非议的著作中，波斯纳按照名字被引用率（基于报刊与网络）对知识分子进行了排名，其中基辛格为第1名，爱尔兰诗人叶芝是第98名……除了排名本身令人惊诧、被人指责为缺乏数据基础外，波斯纳还得出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学院知识分子比公共知识分子更值得尊敬。在波斯纳眼中，公共知识分子是一群依靠媒体的知识人，他们依靠读者而生存，因此他们常常会被市场逼迫迅速出版著作，为吸引注意力而妄下定论。相反，学院知识分子则由同行们提供判断标准，他们更注重严谨性与真实性。波斯纳承认，有很多杰出的学院派同时也是公共知识分子，比如罗素、萨特等，但这往往是由于他们在专业领域内不再有发展空间，才最终转向公众的。他们所倡导的那一套东西—和平、革命等的确也不需要太多的智力成分，它们更接近常识。
萨默斯校长与波斯纳在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学者不应该热衷于为公众写作，他们应该在自己的领域内继续钻研。而现状也的确令人堪忧。在全世界范围内，知识分子似乎正在陷入媒体圈套，他们热衷于接受媒体的访问，喜欢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公众影响正在取代学术影响而成为更重要的判断标准。简而言之，他们正在从象牙塔中走出而试图进入明星行列。
这场由来已久的争论的核心是：知识分子的职责是在于学术本身的追逐还是在于对公众的解释作用，这两者间是否存在优劣之分。很显然，这样区分正像波斯纳教授无聊的比较一样，犯了一个基础错误。判断知识分子杰出与否的标准并非在于他是否身处学院，是为《纽约时报》还是为《美国经济学研究》写作，而是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创造力。学院知识分子与公众知识分子具有同样的重要性，最杰出的人物永远身兼两职。爱因斯坦可以研究相对论，也会发表和平倡议书，爱德蒙·威尔逊一辈子依靠为杂志写作生存，却成为美国最了不起的文学批评家，莱昂內尔·特里林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的同时，还在为普通读者推荐书目……
的确，公众知识分子常常对自己并不熟悉的领域发言，比如文学与哲学出身的萨特偏爱谈论政治，《纽约时报》的社论编辑常常对相隔万里的主题发表见解，他们被批评为“不够专业”。但正是这种不专业体现了公共知识分子的真正价值。
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想像不到今天知识分子的模样。那个老人与铁匠、面包师交流对于世界、生死的看法，他无比自由，却是人类最伟大的知识分子，因为他对世界充满好奇并一直追问下去。知识体系的庞大与复杂使得“专业化”成为今日知识界的主流。而学术发明对于普通人来说，越来越像一个不可理解的怪物，他们开始拒绝理解日新月异的知识世界了。流传在学院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笑话是，一本学术书籍常常只有十几个人能够读懂，作者们沉浸于只有自己人才能理解的语言符号之中。
但是，公众知识分子却了解如何将知识世界的进展解释给公众，他们也了解如何用人类传统沉积下的智慧去解释正在变化的环境，从信息中提取出变化的趋势。当然，这其中可能充满了“不够专业”式的错误，但他们却打破了一维的视角，他们在解释经济问题时，可能同时加入了历史眼光与人文关怀。他们的确常常被市场所驱动，他们需要将文章写得富有趣味。但正是这种趣味性激发了公众的好奇心，使他们跳出日常生活的琐碎与暗淡，转而思考更有意义的问题，这一点正是一个健康社会的重要元素。
写到这里，笔者发现自己可能犯了一个愚蠢无比的错误—根本没有学院知识分子或公共知识分子之争。知识分子群体其实只分为两类：高级知识分子与低级知识分子。高级知识分子被自己的好奇心驱动，他们尽可能地探索感兴趣的领域，并获得杰出的成果；而低级知识分子则普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他们喋喋不休地重复自己，或是干脆躲在狭小的领域内静待自己的思维发霉。
为公众写作，并非是知识分子的职责，而更多的是作为公民的知识分子的个人选择。不错，你可以将之称作一项“追逐名声”的游戏。从未有一个群体像知识分子这样热衷于名声，因为他们的教育背景决定了他们总是潜藏着“载入历史”的欲望。这种欲望的强烈度就好比商人对于利润、小市民对于幸福家庭的渴望……
尴尬的公共知识分子（2）
我们欢迎罗素这样的知识分子，因为他既能写出全世界没几个人能看懂的《数理逻辑》，又能对BBC的听众宣讲哲学的作用，他还从不避讳自己的弱点—“是的，我热爱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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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杂志运动（1）
我们似乎可以相信，美国加州历史学家温斯洛在1995年制作的录像片与出版物《硅谷的创造—一个一百年之久的文艺复兴》是曾经风起云涌的新技术公司的重要强心剂之一。谁能拒绝这样的诱惑，文艺复兴满足了那些底气不足的首席执行官们渴望得到“历史性地位”的情结。他们大可在单独相处时将自己的成就比作拉斐尔或者米开朗基罗的贡献，因为他们的软件同样在改变我们这个世界。像文艺复兴时期一样，他们将商业与文化如此恰到好处地结合在一起，他们本人甚至比当时的达·芬奇与卜伽丘更加声名显赫与富有。
在纳斯达克指数屡创新低的今天，这种信念越来越令人怀疑，却也越来越被那些首席执行官们不容置疑地肯定。就像惠普“中世纪历史专业”毕业的首席执行官菲奥利纳在股价大跌时依然强调的—今天是中世纪最后的黑暗，数字文艺复兴必将到来。
在媒体理论先驱马歇尔·麦克卢汉看来，结束中世纪黑暗的并非是文艺复兴事件中的那些大师们，而是古登堡发明的印刷术，印刷术所带来的资讯革命使得民众打破了教会对于知识的垄断。热衷于为狂热降温的管理学大师彼得·杜拉克在此“阴险”而不动声色地说明道，在上一次资讯革命中，最有势力的是那些印刷厂的开办者们，他们获得了巨额的金钱与如日中天的名誉，与贵族大公平分秋色。
于是，新技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不得不尴尬地面临这样一个现实：他们可能更类似于16世纪的印刷厂厂主，而非那些伟大的艺术家与诗人。在风行了20年之后，前者伴随着印刷术的普及化而逐渐没落。因为他们仅仅是占据了新技术的先机，缺乏真正的创造力，尽管这种新技术可能与新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而事实也证明，在这场淘金热或文艺复兴中，最明显的受益者的确是那些“印刷厂厂主”—新经济杂志。他们先是为这场文艺复兴寻找各种自我吹嘘的借口，然后为好大喜功的首席执行官们营造出一种“新革命氛围”—新规则、新领导、新技术、新商业、新公司—新经济杂志的记者编辑们促成了商业新闻前所未有的繁荣，也让商业行为成为似乎与每个人都相关的活动，同时也造成了杂志史上罕见的虚假成功—尽管这种成功正逐渐褪色。
让传统新闻业目瞪口呆的是6本富有传奇色彩的杂志的厚度。在鼎盛时期，《Red Herring》每期的厚度达到了440个页码，重达1磅多，而《Business 》的页码则是444页，重量则增至2磅又盎司，而作为周刊的《Industry Standard》的当月页码为1096页。另几家新经济杂志如《Upside》、《Wired》、《Fast pany》的厚度与重量同样让传统杂志《名利场》、《时尚》心惊不已，因为厚度即意味着广告量。传统的时尚杂志曾经因为达到400个页码而兴奋异常，这意味着广告厂商的蜂拥而至。2000年第一季度的广告销售表明，《Industry Standard》的销售额已经达1380万美元，超过显赫的《财富》杂志1200万美元。
很显然，从1998年到2000年末，前面列出的6本杂志占尽了媒体风头。尽管传统商业报道巨人《财富》、《福布斯》、《商业周刊》、《华尔街日报》自1995年的网景革命以来大幅度地增加了对于“dot…”的报道，但这6本杂志由于其故作姿态与自我标榜而更合乎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