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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融入农场的火热天地里。
来到农场两个月后，我第一次回家。我和一个同学步行了一个多小时到达钱桥镇，我们搭上了一辆去上海的卡车，那时已是天寒地冻的冬季，我们坐在敞篷的卡车后面，卡车在马路上飞奔，我们在车斗里颤颤发抖，为了御寒，我们将背包里带回去洗的被单全部裹在身上，如此狼狈地回到了上海家中，父母见了心疼不已，我却很满足，因为终于回到了温暖的家中。
那时回家是件幸福的事，不但能享受父母的关爱，更大的乐趣则来自于战友间的友谊。大家结伴而回，到上海后再互相串门，今天到你家，明天到我家，后天一起去逛街，战友之间都知根知底。这样的环境是天然的爱情温床，我后来的爱情也出于此，当然那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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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青春激荡（4）
第一次见到死人
五七连队像一座革命的大熔炉，焕发我追求进步和真理的激情。连队里汇聚了上海各区学校的尖子生，而且各怀绝技，特别是那些重点中学的高中生更让人仰慕和追随。我庆幸自己好运气，走进了一所没有围墙的社会大学。但到连队没几个月，有人就提出质疑：这个没有贫下中农的“农村”怎么接受“再教育”呢？正当连队领导在积极地请附近农村的贫下中农来连队忆苦思甜、组织人分批分期去附近农村接受短期培训时，有一批战友还是认为这些措施没有实质作用，竟然爬火车径自跑到吉林延边去插队落户了。事情传开以后，他们成了英雄，不断被传诵、被尊敬，而我这个到农场还要哭鼻子的女孩，则陷入了自我反省。我那时恨死了自己，我也特别希望像那批战友一样成为英雄。
那时我们每天要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要“斗私批修”，领导教育我们要做一心为公的好战士。我的排长马新权是连队树立的标兵，他在当拖拉机手时，创造了几天几夜连续作战的“小车不倒只管推”的英雄事迹，他永远用嘶哑的喉咙召唤我们排要做第一，所有的时间都必须用于工作。有一次晚上他和我谈心，我听着听着忽然发现没声音了，抬头一看，原来他累得睡着了。这事令我感动不已，在初到连队的时候，我把他当成自己的学习榜样，也希望自己成为一名“一分钟也不向党交白卷”的革命者。
我在这块热土上迅速成长的同时，也“左”得可爱，做过很多荒唐事：我批判过我们班一个穿红袜子的男同学，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情调；我们班有一个高中生女同学，她秧插得歪歪扭扭的，我认为她有情绪，是对上山下乡不满，就气呼呼地在大田里停下工作召开批判会，一定要她认错才罢休；还有一位女生因为买了一盒一块六毛钱的化妆品，也遭到我组织的批判，理由是我们每月只有18元的工资，买三四分钱一盒的蛤蜊油就完全可以了，她却买了那么贵的。
但其间也发生了一些事，让我疑惑我们所做事情的正确性。我们排有个高中生副排长，人有思想，平时爱表达爱说些俏皮话，我们也都挺喜欢和他说说笑话。有一天早请示时，党支部书记突然说他是反革命分子，要我们检举批判他，我们都傻了，无论如何无法相信他会是面目狰狞的坏人。后来查明了缘由，原来前一天副排长去场部开会，在纸上信手乱画时把“将革命进行到底”写成了“将反革命进行到底”，一字之差招来祸端，大字报、揭发批判会铺天盖地，连他平时的玩笑话也被上纲上线，成了反革命言论。我当时真是又难过又害怕，打死我也不相信他反党，可我也担心我的同情会被批判，说我的阶级立场不坚定。
不久连队开始整团了，人人需要自我批判需要过关。那天晚上二排的一位女排长兼团支书人不见了，大家拼命找也找不着，有人回想起她这几天沉默寡言、目光呆滞，情况不是很正常，大家心头顿时升起一种不祥的预兆。那位女排长是重点中学的高中生，是个大姐式的干部，父母早亡，因此不可能逃回上海家中。
在慌乱的找寻中天色暗了下来，大家打着手电结伙分头去附近找，几小时下来还是没有一点迹象。这一夜连队特别安静，仿佛连空气也凝固了，阴霾笼罩着每个人的心。
第二天是元旦，一部分人“自发”地扩大寻找范围，有一队甚至找到了海边，却不曾想还真有收获—在一片荒芜的海滩上，那位女排长的尸体早已冰冷。那天我也去了海边，第一次看到了死人的模样，在惊讶与震撼中我哑口无言。曾经是那么熟悉的人，昨日还有说有笑、活生生的一个人，今时此刻却天人永隔，再也无法相见。我呆立在荒滩上，人生的变化莫测在那一刻像惊悚片一样出现在我面前。后来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自杀身亡，但结论早已不重要了。
还有一件事也令人触目惊心。连队后勤排的男生宿舍丢了东西，有人怀疑是一个陈姓的高中生所为，结果连队的民兵把他抓来后一阵严刑拷打，打得大家都累了要出去吃饭，于是把他丢在一旁让他自我反省交代。民兵们吃完夜宵回来，发现人已不在，便马上组织连队的男生呼喊着他的名字沿河分头寻找。那天晚上在漆黑的大地上到处飘荡着那个高中生的名字，我们女生吓得谁也不敢出宿舍门。第二天，在我们一排的一条齐腰深的排水河边，一个割草的农民发现了他，当时他早已溺水身亡，发现时一半身子浸没在冰冷的河水中，整个身体紧缩着，可以想象那时他是多么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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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青春激荡（5）
这些事对我的刺激是巨大的，我强烈地反思着关于人性的问题。如此极端地划分好人坏人，简直是草菅人命；而如此简单地评判事物的是非，也近乎荒唐。在现实与思想的对撞中，我觉得我要重新思考，重新面对这一切。
伴随着超越生理极限的劳动锻炼，在对社会、人生的积极实践思考中，我渐渐成长了。1971年初，我入党了，成为一名愿意为共产主义、为人类美好事业献身的光荣共产党员。但针对我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在我的入党审批会上，大家以批判的态度，告诫我：“软弱就可能是战场上的叛徒”，“唯水平论就会敌我不分”，“在职业生涯、在人生态度中需要坚强和坚定，但也更需要团结更多的同事一起奋斗”……
入党后，我被提拔为连队的副指导员，不久指导员生病不能上班，农场的组织部长要我担任连队指导员工作，这也是连队的最高职务，我第一次感到慌张，于是找组织部门说：“我不行，今天我还做不了这个指导员工作，你们能不能给我一年时间，先派个支部书记来带我一年，明年我争取能行！”我的真诚和恳切使组织部同意了我的要求，他们派五七连队第一任的老连长回来当书记，我们搭档开始了连队的管理工作。进入领导层以后，要参加很多社会活动。我打理着连队的日常事务，也利用这一年认真理解了连队的责任，理解管理，理解人，理解社会环境对企业的作用。一年后，我以22岁的年纪从容登上了闻名全市的五七连队的最高位置，管理着400多人。
进入管理层后，理解和看到的领域开始不同。当时，抓生产和育人是我们的两大任务。生产管理相对简单，因为大家都立志“不超纲要不过江”，劳动战斗的情绪非常高昂。当时800多亩盐碱地改良的成功标志，就是在长江以南，创造了粮食亩产800斤、棉花亩产100斤的纪录。为了这个目标，1972年，我们起早摸黑地大干，不辞辛劳，为此我整整一年没有回家，可把我父母想死了。于是在暑假里，父母派弟弟来看我，我却逮住弟弟让他跟我们干活，吓得弟弟以后再也不肯来连队了。
与劳动相比，管理知青的思想则显得艰难得多。从我们下乡第三年开始，每年都有知青回城的机会，很多人都想回城，我作为管理者自然要建立规则，为了摸索这套规则，我付出了3年时间。第一年，我们连队有13个名额分到上海港务局航道局，在经过连部领导讨论后，我们决定把平时最调皮捣蛋的人送走。这招使出后我很得意，我想这样一来，明年的管理就轻松了。可没想
到排长们都来反映，不听话的人反而多起来了，我百思不得其解。第二年连队又有50个名额分到上海各工业局，这次我放弃去年的规则，把家庭有困难作为主要的标准，结果大家都来向我诉说家庭的困难，一时间，到连部办公室来的人都在比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