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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就是2007年8月经济问题的爆发，以及紧接着在经济重组和“王朝”政治方面（我在自己的三部书中曾对这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得到的及时调整—的确有很多迹象可以证实这一点，但我们也能从中“嗅到”那种令人害怕的“贪婪气味”。在选举之年再推出一本书，那会很引人注目的。
对混乱状况的预测并不是那么简单的。许多人预测可能发生的金融紊乱—被迫对20年垒筑起来的巨额负债和流动资金采取强制性的去杠杆化—在一年或者两年内就会迅速出现，那将是令人非常“痛苦”的。但是在10年（1973~1982年）滞胀“遮掩”下的那种给市场和普通家庭造成破坏的严重影响也可能会慢慢出现。没有人知道；我当然也不知道，此书没有做预测。然而，从实质上看，这场危机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是巨大的—暂且不考虑它可能持续的时间有多久。我希望，在某些情况下，政客和智囊团体不会再玩2002年和2004年的那种掩耳盗铃游戏。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在我过去的三本书中，我阐释了石油、债务和宗教这些纠缠不清又令人担心的问题。在2007年平装本《美国神权》的前言中，我回顾了2006年11月在美国中期选举中人们对基督教右翼的猛烈抨击。在先前的这本书的精装版本中，我主要阐释了激进宗教在20世纪末的兴起和它在美国南部以及共和党内部所发挥的核心作用。在那年11月，引起人们争议的话题，诸如发展问题、人工堕胎、禁欲、干细胞研究、夏沃“机器维持生命”案、同性恋的权利以及共和党政教合一问题，在两个投票指向摇摆不定的州—宾夕法尼亚州和俄亥俄州—成为了两党激烈竞争的“舞台”。在这些竞争中，极端的共和党人似乎被击败，比分是2 ∶3。
经济困境只是变得更糟。2007年年初，虽然出现了一丝令人激动的迹象，但并没有出现任何突破点。石油价格似乎要达到80美元一桶，每年石油价格的攀升似乎更加证明石油峰值理论的正确性，作为竞争对手的石油生产国和石油消费国—俄罗斯、中国、伊朗、委内瑞拉和其他国家—因为布什政府的“窘境”而敢于采取更“大胆”的策略，从而削弱美国石油外交的力量或者削弱美元在世界各地的优势地位。其中的一些故事可以说是“动人的戏剧”，但是似乎很少有官员愿意和美国选民讨论这些。
是谁在欺骗谁（4）
显然，房地产业已经成为潜在的债务和信用危机爆发的导火索。美国2007年第四季度住房的销售尽显疲软，而2008年的第一季度这种形势则更加严峻。几十家抵押贷款机构面临倒闭，甚至住房赎回权丧失计划表到了需要审查的地步。在2006年美国中期选举比较关键的俄亥俄州的投票中，即使共和党的选举预期没有遭受重创—当时该州选民反对共和党与当地的基督教右翼（所谓的“爱国牧师”）政教合一—抵押贷款的危机也会让它疲于应付，以至于输掉中期选举。俄亥俄州和佛罗里达州，以及对选情相当重要的西南部各州，如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发现它们自己位于因抵押贷款压力而致使房价下降的最前沿。这种状况是不会促使选民去支持另外一个共和党总统的。
我在这里强调一下：除了一些离题的叙述外，这本书与选举并无关系。实际上，这本书所探讨的是，在巨额债务“扼喉”，金融机构又无力回天，而为了获得在进口石油上的独立地位又要付出巨大代价以及脆弱性加剧的背景下，作为世界经济强国的美国所面临的未来风险。即使阅读过我最近一部作品的读者也能因石油后来的发展形势而感到震惊。这些经济利益的的确确在影响着政治机构—比如说对石油利益，以布什为代表的共和党人就极其重视。而具有支配力的金融因素是得到两党支持的，民主党和纽约以及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幕僚联系日益紧密。本书在第1章对这些联盟、意识形态和政府的政治遗产用较少的篇幅进行了介绍，而在第6章则进行了详细的阐释。我极其怀疑的一点是，一个新政府能否解决当前的这两大难题。
这里还有一些历史故事。美国作为第一个和唯一的主导型世界经济强国，其发展没有过先例或者历史性警示可以借鉴，所以即使一般的美国人想到以下三个方面也是可以原谅的：（1）在21世纪头10年石油会被新能源取代，但这不会影响到美国的霸权地位；（2）对美国发展成为以金融为主导的国家没什么可担心的；（3）金融在各行业之中占绝对优势是确保美国在21世纪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
不同的是，历史情况却不是这样的。阅读过《美国神权》的人们可能会回想起有一章重点探讨了近代三个经济强国及其核心能源—荷兰的风能和水能，英国的煤炭，美国的石油—之间的特殊关系。当一种新的能源体系兴起时，荷兰和英国就失去了它们的全球领先优势，现在轮到美国担心了。同样，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命运是和波斯湾的石油生产商的支持以及它在国际石油采购方面半官方的角色有着双重联系的。
关于美国受金融支配的风险，我在《财富和民主》和《美国神权》两本书中详细讲述了让人“颇为不安的”荷兰和英国的先例。《金融大崩盘》一书中有部分内容阐述了我以前没有涉及过的内容，即金融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10年大量运用私债和杠杆作用来扩张规模，扩大全球影响范围和增强非同寻常的盈利能力。这不是亚当·斯密式的基于市场的胜利，而是与美国政府权力、战略指向、资金支持和美联储或者美国财政部对众多其疲于应付的金融机构紧急援助结合的产物。当然，这是为了迎合重商主义者的政策偏好，并以此在全世界其他地区获得信赖。
有人给这种意图明显的政策贴上“风险社会化”或者“华尔街社会主义”的标签。我想，更好的解释是回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将金融业，而不是制造业或者高科技产业确定为华盛顿的战略定位的重点—用那个时代的说法是“把它作为制胜法宝”。农场和工厂是可以牺牲的，但是某些银行和其他的金融机构却是不允许失败的。在1987年10月的股市崩溃之后，1988年操纵政府选举的机构是总统金融市场工作小组，这是一个围绕着美国财政部部长和美联储主席而组建的机构。这个机构的存在不是什么秘密，只有其内部讨论的记录和干预金融市场的实质才是秘密。
新闻报道说，总统金融市场工作小组在三个主要时期发挥了作用：1997~1998年，亚洲和俄罗斯货币危机；2001年，恐怖分子袭击纽约的世贸中心，产生了惨重的后果；2006年，美国财政部部长亨利·保尔森掌管这一机构，后来在2007年8月住房市场危机和信用灾难时期，他一再提及这一机构。这三个时期可能是谣言最盛和最容易令人相信的时期。本书不会试图去证实或者驳倒总统金融市场工作小组所扮演的任何特殊的后台作用；本书只是简单地假定，在过去的20年里，或多或少有一只金融重商主义的手支持（并帮助解释）美国金融机构的崛起。我认为，这些是真实的。
促使所有这些冒险政策成功是美国资本主义面临的全球挑战。在某种意义上，不仅美国，而且更大范围的西方投资市场和股票市场都要面临全球挑战—西方投资市场和股票市场先后促进了荷兰和英国的繁荣，在近期美国统治的金融时期它们又达到了顶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爱尔兰也具有同样的文化氛围和经济要素，但是相对于荷兰之后英国的支配地位以及后来美国继承下来的优势地位，这些国家的投机色彩显得“更淡”一些。亚洲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同的：不论是重商主义还是儒家商业文化，都是以中国为主导的。
这是一个大转折的时代—股票交易如火如荼，商品交易也急速增长，再加上亚洲的主权财富基金随时都有可能“登上”历史的舞台。我们可以预料的是，这些转折随时都可能会到来。如果抵押贷款压力过大的英语圈国家脆弱到无法为它们那种让人无法信任的经济意识形态找到一个避难所，那么这将是非常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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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恐慌（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