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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军由华中地带退出，北上黄河，划清防线。共方最初抗议反对。但后来又稍作让步。发电同意促新四军离开长江流域，进入华北敌后活动，并传令新四军执行。但新四军在转移的行军阶段，速度较缓慢，路线有偏差，就发生了冲突。
当时中日两方战争处于胶着和不进攻状态。国共所属部队，防卫范围交错。尤其是八路军及与游击队合编的新四军，深入日占区的敌后，不直接受国军指挥。蒋方对此一直心存顾忌。基于不欲共方军力乘势东进南下，遂下达要各自归防的命令和要求。从整体言，蒋方所统国军军力庞大，防御区是正面战场，尤以江南及西南为主要范围。因此，要求*退至江北，亦即华中华北地带。另外，*军力较小，防御区在西北。其它地区，基本上是负责敌后的游击战配合。就因为如此，散布面较广；在抗日战争深化后，游击队伍蓬勃发展，也是当时实际情况。有些地区甚至更被共方逐渐发展为敌后根据地。在蒋看来，这是蚕食。所以，蒋方当时作出各自归防决定，亦是针对这一趋势，企图力阻共方在敌后的扩大。延安当然明白。基本同意执行。而且让新四军北上，是避重就轻的策略。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在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统率下转移至安徽茂林山区地段，突遭国军合围袭击。史称皖南事变，或称皖南冲突。皖，是安徽；茂林，在其南部，故称皖南。其实，在当时被合围的新四军部队并非全部，而是新四军的总部人员及所属的一支部队，约共9000人。
而奉令参加合围的国军总数八万，有七个师，属抗日第三战区由顾祝同当司令。双方火拚七个昼夜。新四军最后全瓦解。结果是，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被杀死，部队中有2000人突围，其它大部份阵亡，有小部份被俘。
全过程前后共十一天。因此不可能因为误会。国军围击是刻意的。而且蒋曾下了军令。甚至有资料称，生擒正副军长还有巨额奖金，叶挺十万，项英五万。因为重庆中央军委方面认为，新四军是一支逆军，违背军令，不听调动。事后，新四军番号被取销，其它支队下令通缉。而叶挺被扣后受到军事法庭裁决，以叛变罪，长期收监。
谁若细加追查，也应不难发现，皖南这宗冲突不是偶发事件。延安方面中央军委早已发觉事态严重，只是统率新四军的项英未感不妙而已。因为重庆对*活动于华中的情况早已于1940年10月表示不满，并限令他们一个月之内撤至黄河以北。11月中旬延安在抗议后终于同意，曾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四人名义，覆电蒋方，将把皖南地区新四军的部队调至长江以北。但亦表明，已在华中的其它新四军支队保持不动。只是一个月过去了，项英并未按照延安所说移动。12月初，蒋方致电叶挺，下达行军路线，要新四军遵守。按规定，应该是先在铜陵渡过长江，进入江苏无为集中，然后再照规定北上。12月中旬，国军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亦发电，要求新四军在12月底之前完成转移。据说新四军内项英认为，国军所指定的地区日军兵力驻防雄厚，故此，一方面是迟迟未动，另方面是另择路向。至12月28日终决定取道安徽茂林，因而先向南进发然后才走北，本意避开日军。
就由于曾经迟疑，又因为取路向南。国军方面认定共方图谋不轨，于是集合重兵，围新四军于茂林山区间，进行全面攻击。在十一天的事件过程中，双方并未谈判，皆因蒋方有令：务必「彻底加以肃清」。也许国共间的分歧早习惯以武力解决。抗日中的合作，也只视作权宜。这在当时及日后的对立始终水火不容。上层领导如此，下层士兵无奈。何况，当时人数比例悬殊，新四军尽是在捱打。在指挥上项英虽然是副军长，但因他是共产党员，决定往往凌驾叶挺之上，遂造成某种意见的反复。据说，项英长于游击，叶挺善于攻坚，在茂林那种困局中二人经常发生纠纷；未能好好配合，亦是负面因素。至1月12日，叶挺曾经亲自领导打突围战，效果欠佳。14日他找国军阵前指挥理论，人被扣留。同日新四军在茂林的阵地全被国军占领，部众被俘或杀。至于项英，有传闻称，他是在逃亡中被属下人枪杀，曾被拿头去领奖，后来那人也白死。
这场火拚，国军打嬴。1941年1月17日蒋介石发布命令，称新四军为叛军，并且取消其番号，军长叶挺则由蒋方军事法庭审判，抗日期间一直被押在国军监狱内。
延安方面对此提出抗议。一方面指示八路军和其它新四军支队在军事上自卫，时刻戒备；另方面发动舆论在宣传上反驳重庆蒋方，力斥其非。1月18日新华日报刊登了*中央周恩来为此役中新四军死难者的志哀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道尽了皖南事件中诬蔑背后的黑幕与蒋方念念不忘的剿共实质。本来革命是为寻找中国自强之路，为争领导，针锋相对。
1月20日*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把华中新四军的部队统一整编为七个师。新的新四军军部改设在苏北盐城。第一师师长粟裕，政治委员刘炎；第二师师长由张云逸兼，政治委员郑位三；第三师师长黄克诚，兼任政治委员；第四师师长彭雪峰，兼任政治委员；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李先念；第六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谭震林；第七师师长张鼎丞，政治委员曾希圣。他们分别负责执行在敌后的抗日游击战斗，续发展根据地。其后遂有：苏中、淮南、苏北、淮北、鄂豫皖、苏南、皖中等七个敌后游击区，并渐成根据地，直至抗日结束。这摆明是对着干。华中是日占领区，蒋方亦无可奈何。
不过在那阶段，汪政权已成立，并大量吸收国民军「投诚」改编为「皇协军」，如国民军第二十九集团军副司令孙良诚及第六十九军军长毕泽宇等，然后，又以「清乡」为由，打抗日游击队。其实同是针对当时的新四军。
无疑，皖南事件是蒋方排除异己的一幕公开行动，亦是蒋方曾多年推行安内政策的公然继续。因此，对他于西安兵谏后所公布的一致攘外声明，产生负面的影响。
从实质说，这宗事件曾使共方大大失利。但宣传上蒋方大受舆论谴责。在他强调复孔尊孔的仁政上显出虚伪，信用大减。对于皖南同室操戈，史家一般同情共方。主要因为，国军当年采取合围格杀勿论，把对方置死地，不以谈判解决。这行径说穿了是军阀争地盘的又一重演。现时虽有更多保密史料说明，项英当时不听指挥，引起蒋方诸多怀疑，固然也有一些责任。但蒋方出击实在太重了。那是场歼灭战。双方是兄弟军，即使彼此误会，也不置于如此突然狠下杀手，血腥收场。所以，皖南事件说明，蒋氏仍在抓住机会剿共清共；而皖南的表现，太露骨了。
第3章：安内与攘外的对立，小结
陈天璇《中国历史何其易下编》现代史
第3章：安内与攘外的对立，小结
第3章：安内与攘外的对立，小结
对立的较量与进程
引发三十年代的民族危机是外敌入侵，来自日本。因地缘关系，东北及沿海，首当其冲。这是一个方面。中国本身的问题是国家分裂，国共抗衡。这是另个方面。在如何处理这两方面的矛盾同时，国民党的蒋介石采取了先安内后攘外政策，即是，先企图解决共产党的争雄与角逐，再进行抵抗日本人的侵略与兴邦。共产党一方面谋自保，另方面不忘呼吁国人起来共同抗日，携手救国。
这十年的大事发展，有前后的不同特色。最初的五年是，国民党对日本侵华只采节节让步，弃守东北，签约求和；共产党因应付国军围攻，努力求存，长征转移，直至安顿延安。其后的五年是，国共合作，携手御敌。中国人保土卫国的战争开始了。接着是全面抗战的国共分了工。不过国难当前，仍有竞争，这就是当年的情况。以下重点略评九节大事如下：
一、东北沦日。打从「九。一八」事变起，日本就明目张胆地侵占中国东北。张学良因蒋介石的指示，只管忍让，不作抵抗。甚至，最后因而承担罪名，宣布下野，欧游出国。所以如此，皆因蒋介石正用兵去讨共。这就是蒋氏的「先安内后攘外」政策取舍的先后和结果。
二、淞沪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