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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属猪，又姓朱，所以要禁止养猪。此令一出，天下骚扰，百姓只好将猪杀掉，或贱价抛卖，或做成腌肉藏起来。大臣杨廷和后来上过一篇一本正经的《请免禁杀猪疏》。正德的禁令，与此疏对读，更显有趣。
正德虽然怪，但一不疯，二不傻。所以怀疑他的胡闹，至少一部分是有意为之。禁猪的荒诞，如果说他不太可能意识不到，便可能是故意捣乱。他的一些极端举动，如放着皇帝不做而要做将军、公爵、法王，如他听到直谏，会假装要举刀自刎，以此撒赖，如他亲自做强盗去抢人。——一半出自童心，一半出自烦闷，一半出自性格，一半出自观念。
他的臣下显然完全无法理解这位君主的心思。杨廷和只好叹气：“事之不经，名之不正，言之不顺，一至于此，自古及今，未之有也。”群臣只好继续拿大义来劝皇帝，而没有意识到皇帝恰恰是被大义和责任逼反。既然做不到尽去人欲，尽守祖训，尽合大义，索性破罐子破摔，还落得个响儿。
常常疑惑的是，伴着这么一位君主，那时的臣子，难道除了发愁，就不大笑吗？依人之常情，笑是一定要笑的，只是不敢形诸笔墨，所以我们今天见到的史料，只是一位怪诞的皇帝，和一群愁眉苦脸的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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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天下只有一个是：张巡
天下只有一个是：张巡
什么事是以任何借口都不能做的？或者，有没有无论如何也不能做的事？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可惜不曾仔细讨论，而且行不义与杀不辜并举，降低了这个命题的意义。再说，孟子也讲权变，这一主张在他的道德体系中到底居何位置，不能确知。
唐代张巡，是极有名的忠臣烈士。安史之乱，张巡固守睢阳，城破被执，骂贼而死。他的故事人人皆知，不用多说。这样一位大忠臣，乱后议封赠时，居然有争论。原来张巡守城，粮草断绝，连老鼠都吃光了，士气低落。这时张巡杀死自己的妾，把她的肉分给将士吃。以此为开端，先以城中妇女为食，食尽，则食老幼，共食三万人。城破时，百姓只剩下四百余人。许多名士纷纷请求表彰张巡，这种意见终于占了上风，张巡被追赠为大都督，立祠祭祀。至于食人一节，李翰在《张巡中丞传》中说，食人是不好的，但既非本意，且“仓黄之罪轻，复兴之功重”，——食人过小，守城功大，人无完人，不要求全责备。这便是历代的主流意见。至于杀妾及食人一节，毕竟是不太好的事，连舌长如韩愈者，在给《张中丞传》做的序文中也觉难以为言，干脆略过不提。《新唐书》的传文，也只提杀妾食妾，不提食尽城中妇孺，大概是作者觉得，妾是自家人，杀也罢吃也罢，近于以私奉公，无可厚非。
中国式的道德观是一张价值表，排在高处的，可以压过低处的，如果最高的一条不是“不得以人为手段”，那么，有太多的名义，顺手拈来，便可用来杀人。古代杀妻、食子之类的事，代不绝书。杀妾饷军，在张巡之前，便有三国时的臧洪，之后又有金国的乌库哩海罕。汉末有一个叫管秋阳的人，和弟弟及一个同伴，三人出行，粮绝，与弟弟共杀同伴，食而得活。孔融议论说，管秋阳爱先人遗体（自己的身体，先人所遗，爱惜是谓孝），吃同伴不算错，反正这人又不是什么至交好友，那么，不过如“禽兽而能言耳”。——孔融好为偏激之论，但他的主张，用传统的语言，竟难以驳倒。俗谚说“两人不看井，三人不出门”，信矣。您想啊，只要两个人一商量，就拥有了多数的名义。鲁迅说翻开历史一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幸好我们还可以在历史中找到另一种议论，如金朝的王若虚，与人论张巡事，人问杀人“为己不可，为国何害”，王若虚说：“为己与为国等耳，天下只有一个是。”人又说“图大事者不顾其小”，王若虚说：“守城之事小，食人之事大。”其他如王通说的“不以天下易一夫之命”，王夫之所说的“无论城之存亡也，无论身之生死也，所必不可者，人相食也”，袁枚说的残忍的原因纵然不同，残忍总是残忍。正是这些议论，使人读史时仍存一些信心。
清代王士禛，讲过一个鬼故事，说的是张巡妾的后身向张巡的后身索命。值得注意的，是她在故事里说出这样一句话：“君为忠臣，吾有何罪？”读此知人的同情心，虽经千年碾磨，终于不灭。不过纪晓岚又反驳说：“古来忠臣仗节，覆宗族，糜妻子者，不知凡几，使人人索命，天地间无纲常矣。”——一点错也没有，本来就是那样。
明代有一部戏曲，叫《双忠记》，须读此剧，才知如何“仗义杀人”。剧中张巡要杀妾，心中不舍，可见是有情有义的汉子；然后，那位娘子不待张巡开口，自己先猜出来，又免去了张巡的启齿之难。下一步，张巡表示“心凄切，心哽咽，不因王事何忍别”，听着倒像是要自杀，他的妾则很知大义地说“臣死君，妾死夫，理所当，情何辜”，对这位吃人夫君，不但不埋怨，反而要“今生未了，又结来世缘”。——敢情被吃一回，还不过瘾。许多事情，都如《双忠记》之于张巡事，涂饰一番，便成高节，成大义，成美谈。新文化运动时，大家都骂礼教杀人。其实礼教自己是不杀人的，它只负责劝人甘愿被杀，以及将惨状叙述为妙事耳。顺便说一句，《双忠记》在京剧和粤剧里还在唱，尽管版本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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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勿语中尉正承恩：严延年
勿语中尉正承恩：严延年
假如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一个盗贼也没有，岂不是政治清明，社会完美，大同盛世、大大同盛世？假如这么想，你就错了。没有罪恶的社会一旦出现，只能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作恶的能力被统治者独占了。幸运的是，人类的政治还从未曾达到过这种极致，尽管有许多次都相当地接近。
严延年任河南太守，“野无行盗”，庶几太平。他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多杀人。他的朋友看他杀戮太重，写信劝他，他回信说：河南当天下咽喉之地，又承周代余弊，坏人多好人少，怎么不可以痛加铲除？为了树威，他把各县的死囚集中到郡府行刑，血流数里，河南人恐惧战栗，背地里叫他“屠伯”。
西汉的酷吏，往往有立致太平的政声。郅都做济南太守，如狼牧羊，郡内道不拾遗；义纵治南阳，吏民重足一迹，其治定襄，以前的坏蛋都改行做了官府的帮手。王温舒做广平郡的都尉，外地的盗贼不敢过境，及做上河内太守，只用三个月的时间，夜里连狗叫声都听不到；尹赏任长安令，几个月后，本来嚣张的盗贼，死的死，逃的逃，长安顿时安定。其余诸人，大致如此。
酷吏的另一个好名声是清廉。腹诽罪的发明人，酷吏之宗张汤，死后遗财不到五百金；王温舒死后，家产不值五十金。郅都最有廉名，从不收礼，在官不拆私信，常说：既然出来给皇帝做事，家里的事，只好不顾了。
酷吏最大的特点——在我们平民看来，简直就是美德——是和豪强作对。酷吏之祖侯封，便是被吕后用来压制刘氏宗室。宁成也是如此，皇帝委任他做中尉，便是专门让他约束宗室。余如郅都的诛戮济南大姓，行法不避贵戚，权贵都不敢正眼看他；王温舒到广平，一下车便捉捕郡内豪强，连坐至千余家，往往族灭。张汤擅长整治诸侯王，排挫富商，锄灭豪强，也是他的拿手事。
严延年更是如此。他的治术，务在摧折豪强，扶助贫弱。贫弱之人犯了法，他不惜舞文弄法，为他们脱罪；豪门若欺负小民，他同样舞文弄法，必致之于重罪。这一点有些像后代的海瑞，海瑞力不能多杀人，但手段一同汉代的酷吏，其清廉也很像其中的几位。
可惜酷吏的功用，并不是解纾民困。西汉的酷吏，正史中有传的一共十八人，有十二人是汉武帝之臣，不是巧合。中国的帝制起于秦始皇，成于汉武帝，谓之秦三世，亦无不可。帝师李斯的理论之一，是把社会压扁。在他看来，对帝权的威胁，不来自易于胁制的小民，而来自有文才或武勇、有势或有钱的中间阶层，把“五蠹”去掉，天下就安定了。对李斯的五蠹之说，汉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