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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作用。曾经有人认为，“军阀证实了这样的事实，在近代中国政治力量
不能与军事力量分离……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够发现怎样使军队退
出中国政治舞台中心的秘密”。①反面倒是正确的：军阀们的失败表明，单独
的军事力量不是中国政治力量的适当的基础。
在中国历史上，以前许多世纪的改朝换代时期都有许多和近代军阀很相
似的人物，但他们最后都为统治统一国家的中央集权的文官政府让了路。在
２０ 世纪，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第一次在这个传统的过程中起了作用，但并没
有改变这一结局，即文官的统一。民族主义只强调国家统一的紧迫性，所有
军阀也都承认这一事实，或者最起码也口头承认这一事实。尽管一些省和地
区的军事首脑宣布独立——有时是正式分裂——也没有一个曾经宣布成立新
国家，乃至于表示他的分裂将是永久的。国家统一的情感如此深厚，以致有
些首领争辩说，地方主义因增强国家一些个别地区而有益于国家，这种论证
只有假定最终恢复统一，才说得过去。军阀们也公开声明他们要对有效的文
官政府效忠，从而承认这种有力的文官统治传统。尽管中国的政治斗争因军
阀们的参与而暂时军事化，中国争夺权力的最后胜利者共产党也坚持一条基
本原则，党应指挥枪。军阀们的地方势力对中国的地区分割没有起多大的加
强作用。事实上，地方主义传统上在中国就很盛行，即使是在中央权力很强
大的时候。地理的独特性、经济利益、语言差异、种族和文化的模式，这一
切都促进了忠诚于——归属于——地区的感情。存在一种“分层次的忠诚”
体系：对省、对多省的地区、对省内地区以及边缘地带地区的忠诚。但一般
来说这些并不是政治上的忠诚，这是它们为什么能够和有力的中央政权共存
的原因。只有当中央权力崩溃时，传统的地方主义才获得重要的政治意义。
在统一的中国里具有文化和经济重要地位的区域性单位，成了国家解体而成
的自然单位和军阀辖区的自然基础。但是这些地区在统一中国之内正常存
在，正是这一事实意味着军阀的地方主义，与其在其他方面相比，是破坏性
较小的力量。不是地方主义必然对恢复国家统一起破坏作用，而是独立的军
事力量有赖于地方主义。①
③ 刘汝明：《刘汝明回忆录》，第 2 — 3 页。
① 卢西恩？W。派伊：《军阀政治：中华民国现代化中的冲突与联合》，第 169 页。
① 拉里：《地区和国家》，对 20 世纪中国的地方主义和黩武主义做了深刻的分析。“分层次的忠诚”是拉
大多数军阀是守旧的，和传统的社会准则是很协调的。自相矛盾的是，
他们所促成的不统一和混乱却为思想的多样化和对传统观念的攻击提供了大
量机会，使之盛极一时。中央政府和各省的军阀都不能有效地控制大学、期
刊、出版业和中国智力生活方面的其他机构。在这些年代里，中国知识分子
对中国可能以什么方式实现现代化和增强实力进行了极其激烈的讨论，这在
一定程度上是对军阀主义弊端的反应。共产党于 １９２１ 年建立和国民党于 １９２４
年改组，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思想的繁荣。因此，一方面，军阀时代是 ２０
世纪政治团结和国家实力的低点；另一方面，这些年代也是思想和文学成就
的高峰。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对军阀的反应，从这个动乱而血腥的时代涌现出
了终于导致中国重新统一和恢复青春的思想和社会运动。
里的用语。
第 ７ 章 思想的转变：从改良运动到五四运动，１８９５—１９２０
年
改良思想中的进化论
在中国思想史上，１８９８ 年和 １９１９ 年通常被认为是与儒家文化价值观决
裂的两个分水岭。１８９８ 年的改良运动，是一部分接近皇帝的高级知识分子在
制度变革上的一次尝试。它开始是作为 １８９５ 年被日本在军事上打败的一种反
应，但却以摈弃传统的中国中心世界观和大规模吸收西方“新学”的努力而
结束。这一运动在晚清的现代化趋势和 １９１１ 年帝国体制的崩溃中，产生了结
果，随后引起了更彻底的思想重新评价浪潮。１８９８ 年改革的锐利锋刃已直接
指向继承下来的政治制度，而以 １９１９ 年五四运动为其标志的彻底的“新文
化”思想运动，也被看成是对传统道德和社会秩序的一种攻击。后一运动的
领导来自中国新近现代化的大学和中学。除了反对帝国主义之外，它的目的
是建立一种清除了过去中国封建遗留物的科学和民主的新文化。这一代中国
知识分子已明显地从对传统价值核心的怀疑，转向对它的彻底的否定。
此外，在这同一时代，知识分子精英作为一个阶层，已经历了若干重要
的结构上的变化。一方面它建立了以报刊为形式的新的联系与交往方式，另
一方面建立了多种类型的学会和政治党派。传统的考试制度已经终止而被学
校制度所取代，这导致对传统文职机构中的职业机会的侵蚀，以及知识分子
工作的迅速职业化和专业化。文化中心（中国历史上多在城市）受到不同性
质的城市生活，即世界性工业化城市生活的影响。如果这些变化所形成的这
个知识分子阶层，正在发展一种新凝聚性，那么这种凝聚性也有疏远中国社
会其他部分的新危险。知识分子受教育不再是为了做官，越来越处于政治权
力的主流之外；他们愈来愈按照外国的模式接受教育，冒着丢掉传统文体的
危险，传统文体能够成为与普通民众联系的桥梁。
发现西方：改良主义者的进化宇宙观
１９ 世纪 ２０ 年代之后的思想变化，必须首先当作中国人“发现西方”—
—不仅当作帝国主义侵略或技术魔力的根源，而且当作世界文明本身——而
予以研究。这个发现最初是一小批先驱者 １９ 世纪头 １０ 年以来积累的知识向
更广大的精英阶层传播的结果。１８９５—１８９８ 年间的重要改良学会，先是宣传
条约港口的政论家和买办如王韬和郑观应的著作，或早期派往欧洲的使节如
薛福成和郭嵩涛的著作，抑或是基督教传教士的教育团体和为技术上“自强”
而创立的早期中国兵工厂学校的著作。然而，与改良运动本身所激发的生机
勃勃的浪潮相比，这种早期对西学的探索，实际上却很快就显得是有限度的。
许许多多的人为政治流亡者所推动，以及为新式教育的吸引力所吸引，自
１９００ 年以后在国外生活和学习，并在返回中国后，要求作为思想领袖的地
位。至于那些仍留在国内的人，也可以得到越来越多的译本——尤其是关于
世界历史、地理、政治、法律著作的译本，最初主要译自日语，但后来也译
自欧洲的一些语言。中国译者的先驱，如专门研究英国和法国社会和政治的
哲学家严复、以介绍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作品而著称的林纾，都在他们时代最
受欢迎的作家之列。在 １８９５ 年的北京，由康有为组织的激进的强学会的成员
们，还不能在这座城市的任何书店找到一张世界地图。到了 １９１９ 年，在蔡元
培领导下经过整顿的首都的北京大学（蔡在翰林院和来比锡大学都受过培
养），却聘用了西方大学的毕业生，并设立了欧洲文学、历史、科学及哲学
课程。
像这样的一些事实，曾经导致一种普遍的假定，即改良时代具有中国人
“对西方的反应”的性质，因而必须从外国思想对本国思想体系的影响来分
析。冯友兰，一个新儒学的重要学者，曾经典型地把 １９ 世纪 ２０ 年代至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这段时期的特征，描述为中国人迷恋“西方精神文明”——以与
王朝时代的中国中心主义和 ２０ 世纪 ２０ 至 ３０ 年代的批判的新传统主义这两者
区别开来。①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侯外庐，也把这种假定的对西方的迷
恋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一个新生资产阶级的工业化努力——联系起来；这
个资产阶级和其欧洲的对应物一样，发现启蒙运动的科学与民主的思想意识
是一种表达他们社会经济愿望的适宜方式。②美国学者李文逊对以下的迹象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