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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准我造反，只准你造反？”阿 Ｑ 因抢劫罪——他想干但并没有干—
—而被革命的代表处决，更加强了这种分析的准确性。①
鲁迅在这篇短篇小说里，生动地描述了民众被排斥在革命之外以及因此
而与民国疏远这一主题。与开头的这种作法相一致的是，民国继续把民众排
斥在它早期自由主义阶段有生气的、提供参加机会的一切机构之外。且不说
交通问题以及对共和政体的机构不熟悉的问题难以解决，即使那些确曾见到
过新秩序的普通老百姓，也没有什么理由喜欢它。主张君主制的论点的基础
是：对民众来说，民国是生疏的或者是不受欢迎的；这些论点在这个限度内
可能是合理的。
可是，提出要把君主制作为一种补救办法，作为把政府和人民结合在一
起的工具而加以恢复，这些论点就软弱无力了。当君主制在辛亥革命中覆亡
时，民众并没坚定不移地捍卫它。在二次革命前偶尔出现的拥清口号，比如
白狼的口号，与其理解为对皇帝的迫切怀恋，还不如理解为对民国社会倾向
的抱怨。不管怎么说，复活帝制的讯息怎么能传达到人民中去呢？省的和地
① 戴乃迭编译：《无声的中国：鲁迅选集》，第 42—58 页。
方的高贵人物理应是复活帝制必不可少的同盟者，而他们中间却有许多人已
经学会了享受共和制的特权。为什么他们必须合作？
特别在 １９１５ 年年中即将就帝制问题作出决定的时刻，主张帝制的另一个
论点必然同外交有关，但由于其性质，它没有公开说出来。袁的一位亲密朋
友当时写下了这一点，英国驻北京公使把这一点理解为坚持要搞帝制运动的
一个因素。①这就是说，帝制有对付日本的用处。１９１５ 年 ５ 月中日条约签订
后，在北京，对日本会向中国提出进一步要求的恐惧心理仍甚强烈。日本并
没有得到它所要求的全部，而欧战使中国失去了防止任何一个强国攫取全中
国的贪欲的救命均势。人们明显地相信，至少袁世凯明显地相信，转而实行
帝制可以牵制具有帝制癖好的日本，直到战争结束为止。
在贬低袁的人看来，袁及其后代的个人野心是理解他称帝的一把钥匙，
他们的个人野心确实存在。中国的历史遗留下来了强制性的帝制传统。袁决
定利用这种传统，其间有多少个人因素，有多少政治因素，已无法去掂估了。
同样，他迟迟不能认识到决定称帝是一件无益的事，这既可以归咎于受到野
心的蒙蔽，也可以归咎于顽固坚持对中国国情的独特分析，两者都一样恰当。
袁具有恢复传统的政治礼仪和表征的偏好，从他独裁统治一开始就明显
地表现出来。他似乎不只是要退回到过去。更确切地说，他坚决要把旧的和
新的结合在一起，把共和制的作风和帝制的作风融为一体，以适应或欺骗现
代化的和愚昧无知的选民混合体。１９１４ 年，他既主持祭孔大礼，又庆祝 １９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的武昌起义。他称赞科学及其净化迷信的作用，而又率领全国
祭天，邀请所有的人都参加，在一定程度上使古代皇帝的特权大众化。１９１５
年 ８ 月在总统的默许下开展了一场拥戴袁为皇帝的运动。然而，皇帝却要经
过选举（实际上是走形式），帝制必须是立宪的。
袁在恢复传之万代的帝制方面注定要倒霉的处境，也许与此事在全国上
层社会引起的冷淡或敌视的反应，同样引人注目。看来几乎没有一个人被袁
的新旧政治混合体蒙骗住。１９１５ 年，独裁统治的中央集权官僚行政机关运转
良好，以致各地的当权者都听从命令。各省文武首脑恭顺地上书拥戴袁氏登
基称帝。但是，普遍接受帝制不过是骗人的假象。就在表层下面，持异议者
比比皆是。
当然，袁的革命派敌人早就警告说，总统有称帝的野心。像孙逸仙这样
的二次革命领导人大都流亡在外，而且在政治上是分裂的。但他们反对君主
制是自发的，是他们反对袁统治的继续。
更难预测的是那些政治领导人的不满，他们虽然不是袁在清朝当官时的
随从，但同他一起反对过国民党，共同创建了独裁统治。梁启超就是其中之
一，他在辛亥革命前和辛亥革命过程中支持过改良后的清王朝君主制，并在
独裁统治的最初几年中入了阁。他对袁的帝制运动的通告作出了反应，立即
发表文章给予毁灭性的抨击。
甚至在袁多年的朋友中间，开始时就有明显的退缩不前的故意拖延的表
现，也有最终发展到公开反对的少数实例。在这种趋势中，惹人注目的是冯
国璋，中日之战以后他就为建设现代化的北洋军在袁的领导下工作，１９１５ 年
他是南京的军事首脑。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袁最杰出的军事部属是段祺瑞，
① 张一麐：《心太平室集》，重印于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8（台北，出版日期不详），第
38—42 页。朱尔典（1915 年 10 月 20 日），朱尔典书信文件，FO350/13。
他在民国建立后任陆军总长。同袁在政策上的诸多分歧，导致段 １９１５ 年 ５
月隐退。他拒绝了请他出山的各种恳求，直到袁不再坚持帝制为止。大多数
文武官员照例都全神贯注于掩护自已的侧腹，但是袁帝制的积极支持者，少
于他政治机器中表示不赞成采取这个步骤的成员。
为什么那些曾经为独裁统治出过力的人，竟然会在不同程度上抗拒袁的
帝制呢？也许有人觉得，一个永久的朝廷阻塞了顶端，他们的野心就会受到
妨碍。不过有这种考虑的人只能是极少数，如果还有这种人的话。人们不安
的更普遍的根源，在于儒家道德关于不事二主的禁令。就前清官吏而言，这
种禁令用于当皇帝的袁比用于当总统的袁更为恰当。在另一个极端，有这样
一些人，他们感到帝制已经过时了，其反动的含意使他们感到难堪。梁启超
争辩说，帝制是不必要的——它丝毫也不增加总统现有的权力——帝制无论
如何是已经死亡了的制度，无法引起人们的敬畏和服从。
在上述反对袁称帝的各种各样感情和论点的后面，人们察觉到一种潜在
的对袁领导的幻灭感。对于那些曾经支持过独裁统治政策的人来说，要承认
这些政策产生了令人失望的结果是困难的。但那些脱离袁的阵营以抗拒其帝
制的人却发现，他们现在支持的政治体制正是独裁统治曾经谴责过的政治体
制。
例如梁启超，他后来证实，他在帝制运动之前就对袁的统治感到失望。①
虽然他曾经积极领导了独裁统治为使省当局隶属中央而发起的运动，而在
１９１６ 年他却变成了明确号召实行联邦制的运动的领袖。梁在 １９１６ 年 ３ 月指
出，“省制有历史上之根据”，他也可以充分利用它。②冯国璋和蔡锷（他是
独裁统治的合作者，后来变成武装讨袁的领袖）作了类似的政治上 １８０ 度大
转变。
袁的中央集权政策未能奏效。他实际上屈服于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
就是最新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明。袁的帝制计划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成了许多
人共同有份的政治上失败的替罪羊。因此，当袁在 １９１６ 年 ３ 月取消帝制计划
重任总统时，他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压制反抗的火焰。
进一步思索，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推测：从总体上说，国内社会名流的情
绪已经转变为反对独裁统治了。这种情绪至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袁对 １９１２
年、１９１３ 年有限选民所支持的政党实行了严厉镇压的政策，并解散了为广大
社会名流在政治进程中提供直接发言权的各级议会。这种情绪普遍存在影响
了行政人员，这就是帝制运动初期，官员普遍不满的原因之一。它也可以解
释，为什么在某种程度上由独裁统治的背叛者领导的反袁运动，会返回到民
国自由主义时期，把为立宪政体、代议制政治和联邦制的纲领而奋斗看作是
恰当的。③
反对袁复辟帝制并继而使他退位的武装斗争在几个地区进行，从未联合
为一体。孙逸仙的同事，著名的陈其美、居正和蒋介石，在其国外基地组织
了沿海各地的进攻。１９１５ 年 １１ 月袁在上海的军事代表遭暗杀。１２ 月初，停
泊在该市的一艘军舰被起义者暂时占领，他们试图争取整个海军参加起义没
有成功。在新的、有高度纪律的中华革命党领导下，孙逸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