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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①他的爱好是实践而不是理论。他不为改革纲领出主意或发展其原理，而
是贯彻执行，证明其可行性。但是，即使考虑到强调实效，人们也会对袁在
总统任内转向保守有深刻的印象。
作为实用主义者和政治家，当革命势力已表明它们掌握了国家的时候，
他承认了民国的必然性。在共和制的最初几年，他为避免同革命领导人完全
决裂而讨好他们，面临对抗时就作策略上的退却。但是，他对革命后政治上
和社会上的开明感到不安，不久就变得明显了。他认为，学生已变得难以驾
驭了。他感到，妇女平等的鼓吹者是在抨击家庭，因而也是在抨击社会秩序。
在他看来，民国元年就从小学课程中去掉孔夫子是走得太远了。他抱怨说，
官僚政治的纪律在革命后几乎荡然无存，税收被消耗于地方利益。农村一片
混乱。总的说来，他深感中国的落后。他经常指出，改革是必要的，但搞得
过多过快。紧缩是他的基调。
在袁任总统的最初几年，最困扰他的国内问题，是政党和议会的作用以
及省和中央的关系。
袁就任总统时，宣誓要遵守《约法》。议会的重要地位，是 １９１２ 年革命
党人起草的《临时约法》所固有的，是 １０ 多年来政治运动和政治论战的必然
的成就。袁不去评论《约法》是否必要，某种代议制是否合适。但是，他对
１９１２ 年发展起来的体制从来就是不喜欢的，他对这些体制的运转提出了越来
越多的批评。他抱怨的一个焦点就是政党。早在 １９１２ 年 ７ 月，他警告说：“无
论何种政党……若乃怀挟阴私……飞短流长，藐法令若弁髦……将使灭亡之
祸，于共和时代而发生……”①当国会选举在 １９１２ 年 １２ 月开始进行时，他对
获胜者可能更关心党的影响而不是公共福利，表示关切。②
国民党在选举胜利后就成了显著的敌人，但袁仍然不大关心其他政党。
当袁转而为统治国家作自己的安排时，他感到，“查临时约法……即其内容
规定，束缚政府，使对于内政外交及紧急事变，几无发展伸缩之余地。本大
总统……身受其苦痛，且间接而使四万万同胞无不身受其苦痛者”。③这个观
点，只是在袁已经肃清了国民党，国会已经失败之后，当要求制订一个更符
合政府需要的宪法时，才得到公开的表述。１９１３ 年 ３ 月袁暗杀宋教仁，并不
① 关于袁世凯直隶总督期间的各方面活动的研究，见埃丝特？莫里森：《儒家官僚政治的现代化：民众管
理的历史研究》（拉德克利夫学院哲学博士论文，1959 年）；斯蒂芬？R。麦金农：《中华帝国末年的权力
和政治：袁世凯在北京和天津，1901—1908 年》；约翰？E。施雷克尔：《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主义：德国
在山东》；渡边惇：《袁世凯政权的经济基础：北洋派的实业活动》，载《中国现代化的社会结构：辛亥
革命的历史地位》。
① 《中华年鉴》，1913 年，第 514 页。
② 《政府公报》，229（1912 年 12 月 16 日），第 6 — 8 页。
③ 《总统在政治会议上发表的演说》，1913 年 12 月 15 日，英国外交部档案，伦敦档案局，FO228/1852。
这个文件据称是袁的演说未经审定的逐字记录译文；同在《政府公报》585（1913 年 12 月 19 日）第 1 — 6
页正式公布的版本比较，倾向于认为它是真实的。（此据正式文本。）
简单是清除政敌，而且也表明了袁、宋之间在关于如何适当组织全国政府的
观点上隔着一条鸿沟。
袁世凯全神贯注的第二个造成分裂的国内问题，是多大程度上的中央集
权制才适合于中国的政体。１９１１ 年 １１ 月，当梁启超公开拒绝接受袁提供的
清朝官职时，他指出，国家面临的基本问题有两个：政体应该是君主制的还
是共和制的；政体的组织应该是联邦制的还是一元制的。④前一个问题已被革
命解决了，而后一个问题尚待作出回答。民国第一年很不正常：总统统辖事
实上的联邦，却越来越明确地表示要建立一元制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构。
同代议制政府和政党的作用问题一样，中央集权制问题在前十年就尖锐
地提出来了。清廷在最后几年发起的许多改革，都是为了在国内实行权力更
加集中的控制。辛亥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各省对北京要求增加权力的反应。
革命后，那些仍然相信在中央集权下统一的人，对有人把联邦制推向极端感
到震惊。官僚政治的、财政的、立法的甚至军事的自治，被大多数省政府广
泛采用。争论使人们相信，联邦制会削弱国民政府的力量，中国处在具有掠
夺性的帝国主义世界中，只能从根本上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强调政党和
议会的重要性的人，不一定就赞成联邦制，尽管主张自由主义的中央集权制
的那些人，比如宋教仁，认为同省自治的捍卫者结成同盟，赞助他们的某些
要求，在策略上是有利的。）
在任总统的最初几个月里，袁世凯不得已而默许省自治，但对省自治表
现出越来越多的不耐烦情绪。１９１２ 年 ７ 月，他同意确认各省在职都督职位的
提案，这些人并不是靠他才当上都督的。他虔诚地恳求他们同政府合作。①
同年秋天，他试图行使任命各省文职官员的权力，没有取得多少成功。这种
努力，一般都被当作是对省的内部事务的干涉，而经常遭到抵制，有时抵制
是激烈的。１１ 月底，他在要求省当局任命县知事须呈北京批准时，悲哀地指
出，《临时约法》赋予了他任命和罢免官员的权力。②对此没有什么可察觉到
的反应。他为了确立北京在各省内的作用而提出的立法提案，在临时国会中
不受欢迎。１９１３ 年 １ 月，他利用国会因选举而实际上休会的机会，颁布了省
政府的组织章程。③接着而来的是抗议总统专横的风暴。袁在担任共和国职务
的第一年中，为重新加强中央权力而采取的低调行动，大都受到阻挠。北京
的国库因来自各省的税收不足而相应地遭受损失。
清朝这位伟大的改良主义官员，作为总统，不能够或者不愿意适应民国
分权的、自由主义的环境。民国的社会松散，以及在实践中对他的中央政府
施加的过分限制，使他感到生气。国民党 １９１３ 年初在选举中取得的胜利，使
他面临权力被进一步限制的前景，甚至达到要他下台的地步。立宪政体、选
举和省自治似乎都在迫使他退却。他不退却，而是准备战斗。
④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 346 页。
① 《政府公报》，74（1912 年 7 月 13 日），第 2 — 3 页。
② 同上，210（1912 年 11 月 27 日），第 4 — 5 页。
③ 同上，243（1913 年 1 月 9 日），第 1 — 5 页。
二次革命
用军队是否确实听从他的命令来衡量，袁世凯在 １９１３ 年春并不指挥占压
倒优势的力量。他的军事优势，仅仅在于他真正控制的部队具有持续的凝聚
力和机动性，其总数约为 ８００００ 人。其余的中国军队数量多几倍，但在地理
上、政治上却是分散的。袁要利用其军事优势，有赖于他在争取同盟者、制
止敌对联盟方面取得政治上的成功。他 １９１３ 年对敌人取得胜利的关键，是他
能在多大程度上孤立激进分子，取得外国的支持，并在多数省内争取到当权
者至少保持友善的中立。
国内武装冲突于 １９１３ 年 ７ 月爆发，并持续了大约两个月。根本问题是，
国会是否有权改组政府（这个问题因国民党 １９１３ 年初选举获胜而陷入危
机），以及北京对各省拥有多大的权力。暗杀宋教仁事件，促使许多国民党
领导人迅速转向武装抵抗。宋于 １９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在上海遭枪杀，两天后逝
世。一系列的证据证明，这次袭击是在袁政府的办公室里策划的。
孙逸仙在 １９１３ 年的头几个星期里重申对袁任总统的支持，这一点他前一
年夏天就在北京明确地陈述过了。然而，宋教仁遇刺一事却使孙相信，袁必
须下台。此外，宋主张的选举方法、议会方法，已经被认为是不适当的了。
１９１３ 年 ３ 月末国民党的主要人物，包括孙逸仙和黄兴，试图结集足够的军事
力量以便在战场上打败袁。袁用暗杀宋教仁的办法，挫败了议会对他权力的
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