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有 １２ 省的都督是军人。（这 １２ 人中有 ６ 人是日本士官学校的中国毕业生）。
有 ５ 位都督没有当过军人，其中 ２ 人来自清帝退伍前没有参加革命的省。军
队和省议会的比重各省不同。在云南，新军的军官牢固地控制了省政府。在
湖南，他们让位给来自省议会的领袖们。在几个省内，革命党及其支持者是
第三势力，并有可能甚至在广东这样的省里掌握省政府。在某些情况下，如
在湖北、江苏，军队的许多重要部门，不一定包括都督在内，是革命党的支
持者，或者跟它一样都持相对激进的观点。由此产生的政治状况经常是相当
混乱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先前闹革命的各省中，多数省都有凝聚力，足以
防止北京在当地插进其权势人物。仅在北方三省，即直隶、河南、山东，以
及可以勉强算上的满洲，袁才能够单方面地任命重要官员。
多数省政府不仅不受北京的控制，而且还能积聚足够的力量阻止下级行
政单位分裂出去。在几个省内，巩固省的权力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扩大革命
地区的方式之一，是建立省以下的、往往是府一级的革命政府。它们之隶属
于省政府，经常不是迅速地或彻底地完成的。但是，同北京在先前闹革命的
省里所拥有的权力相比较，１９１２ 年年底省政府在自己辖区内的财政权和人事
任免权是很广泛的。这种状况部分地是由革命环境造成的，因为革命的第一
个行动就是破坏中央的权力，采用的形式就是内部分权。这种状况的出现，
在很大程度上还因为有这么一种主张在起作用，这种主张是，面对僵硬的中
央集权——它被认为是清朝统治，特别是清朝最后几年统治的特征——各省
坚持自治最符合中国的利益。
在省自治情况的诸多描述中，有上海年轻记者戴季陶 １９１２ 年写的下面一
段话：“省之地位，对于地方则为最高之行政区域，对于中央则为最大之自
治范围。盖欲达共和之目的，非求民权之发达不可，而求民权之发达，则非
扩充自治之范围不可也”。戴指出，中央集权的拥护者辩解说：“中国之所
以不发达者，一般人士每论为地方之见太深，故此省与彼省隔，此府与彼府
隔……”但戴要把这一论点颠倒过来。中国太大，人口太多，不能通过中央
集权的机构来统治，中央集权的机构在帝国时期经常造成衰败和崩溃。“由
此言之，中国之所以不发达者，正以中央集权思想过深，地方自治观念甚微”。
戴认为，省自治以及民选省长，是国家政治进步和安定的关键。①
这种情绪，完全同包括国家总统在内的北京官僚的情绪相反。戴的分析
也意味着，需要制止省级以下的地区试图避开省的权力。
各省的省政府在各自省内扩大权力方面所取得的实际成果大不相同。清
朝末年，已经开始在县和县以下的级别上建立自治的咨议局和议会。革命后
这类团体的影响迅速增加。按照清朝的计划，这些地方代表机关应该在中央
任命的官吏指导下，处理和资助一系列地方改革，特别是教育方面的改革。
革命了，许多地方议会政治上就放肆起来，擅自挑选他们的行政长官，包括
县知事。这种过分的自信心，同一个持续了几世纪的政治思想流派相协调，
这个政治思想流派竭力促进地方名流和行政长官之间更密切的、更有机的联
系。作为 １９１２ 年和 １９１３ 年的一个实际问题，这不仅违背了北京的中央集权
主义分子在中国政治组织问题上所持的观点，而且也是对省当局的蔑视。一
般说来是省当局胜利了。但从这几年各省的预算来判断，他们的胜利常常只
是部分的胜利，因为同清朝统治下多数省的情况相比较，被县里截留的税收
似乎更加增多了。
同时，革命后扩大了的军队向各省征收的税款大大增加。尽管在清帝退
位以前就裁减了一些军队，参加了革命的各省在多数情况下仍然保留了各种
各样的军队，有的是清朝遗留下来的，有的是在革命过程中招募的。不付清
长期拖欠的军饷，遣散士兵是不容易办到的；但保留他们的时间越长，拖欠
他们的军饷就越多，他们就越有可能发动骚乱，从事抢劫。例如在江苏，据
一位日本领事估计，清朝统治末年该省有 ４４０００ 名军人，到革命时数目就增
加到 １８００００ 人，经过一番大力裁撤遣散之后，１９１２ 年 ８ 月各种军事单位还
有 １０００００ 人。①全国性的精确数字只不过是一种估计。北京政府同外国银行
谈判贷款，以便用其一部分去支付裁减军队所需的费用，关于全国武装人员
的人数，它使用了 ８０００００ 这个数字。在保留这种地方供养的部队期间，它们
既加强了又削弱了省。它们对防范北京当局提供了准备；但它们耗尽了省预
算的资金，不然这些资金就可用来资助改革，为省自治注入活力。１９１２ 年和
１９１３ 年继续进行裁军。因此，到了 １９１３ 年春，在相当现代化的或正规的部
队中大约有 ５０ 万军队。①但是，在大多数过去闹过革命的省中，军队经费的
筹措和指挥仍然是省的责任，直到 １９１３ 年夏袁向省自治发起武装进攻为止。
① 戴季陶：《戴天仇文集》（台北重印版，1962 年），第 187—195 页。
① 驻南京领事船津致外相内田的密报，38 号（1912 年 8 月 23 日），日本外务省缩微胶卷，MT5。1。10。5—1。
① 日本参谋本部《革命后中国各省军事力量变化表》，1913 年 3 月 10 日，日本外务省缩微胶卷，
MT5。1。10。5—1，463 卷，第 420—421 页。
尽管发生过以反对实际上已经拖欠了军饷或有兆头要欠军饷为特征的多
次兵变，但军队并不反对社会秩序，也没有向当时名流集团的支配地位挑战。
农村也不是长期处于骚动状态。关于盗匪活动的报道已经习以为常，时而会
有村庄起来暴乱，反对苛捐杂税和贪官污吏。但是，经常都遭到镇压，农村
的动乱在二次革命前没有达到值得全国重视的规模。来自下面的威胁，即使
是分散的、无组织的，也引起了当地社会政治领导的全神贯注。当国家的领
导在试行自由主义政治的时候，来自下面的威胁被顺利地控制住了。
政党和立宪政府
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一些集团是否能在政府外适当地联合在一起以达
到影响政治结局的目的，一直就是一个实际问题。在帝国时期，正统意见强
调的是，这类政党、派系和集团对政府的正常工作是有害的，而且它们本身
就是邪恶的。这种批判性的观点大都集中在“党”这个词上。当清朝覆灭、
党禁取消时，几世纪的否定好像起了一种对政党或政团的不可遏制的渴望。
新共和国建立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就出现了几十个政治团体，这些政治团体至
少在名义上是在为通过代议制取得政权而进行竞争。
政治组织的激增，是革命后政治风气的重要表现，但它也是建筑在革命
前的经验的基础之上的。建党的领导人大都在日本度过一段时期，在那里政
党已经发展了 ３０ 多年，并且在辛亥革命时，在日本的政治生活中进入了一个
新的重要阶段。自从孙逸仙 １８９４ 年和 １８９５ 年在檀香山和香港建立兴中会的
组织以来，中国的政党是以秘密团体、密谋活动的形式出现的。在清朝末年
建立的各省咨议局和全国的资政院，对公开成立政治团体是一个鼓舞，这些
政治团体都毫不隐讳地以党的面目出现。流亡日本的卓越政论家、老练的活
动家梁启超，在他被广泛阅读的论文中，和以务实的顾问身份，鼓励这种事
态发展。当革命到来时，中国受过教育的精英，特别是吸收了西方政治组织
概念的那部分人，以高度的积极性投入了政治斗争。
人们的兴趣自然首先集中在最主要的革命团体身上，孙逸仙、黄兴和宋
教仁是这个团体的最著名的人物。这些全国性的领导人，手中不掌握能有效
地影响地方舞台的有纪律的组织。因此，即使对地方上最具有献身精神的革
命积极分子的行为，他们也不能真正控制。学术研究的新近成果强调辛亥革
命后各省政治上的自治。但是国家统一仍然是最终的目标，诸如国会、总统
府这类新的全国性机构正在形成并取得合法性。在这种形势下，全国性领导
人取得成就或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