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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实验所估计，在 １９３３ 年，有 ５６％的农场借过现金，４８％借过谷物或食物。
第三种全国性估计指出，１９３５ 年有 ４３．８７％的农户负债。①所有的观察者一致
同意，农村借债是为了应付家庭的消费需要，而不是为了生产投资，而且对
② 内政部：《内政年鉴》，3，《土地》，第 12 章，（D）第 993—994 页。陈正谟发现押租流行于 1933—1934
年报告中 30％的地区，6％以上的地区有这种现象。陈正谟：《中国各省的地租》，第 61 页。
③ 全国土地委员会：《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 44 页。
④ 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中国租细制度之统计分析》，第 43 页。1924 年与 1934 年比较，数字变化如
此之小，不会有什么意义。
① 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第 462 页；《农情报告》，2。4（1934 年 4 月），第 30 页，见《中国近代经
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 342 页；全国土地委员会：《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 51 页。
较穷的农民来说，负债是经常发生的事。②利息很高。这反映出农民极其迫切
的需要、中国农村资本的短缺、不履行债务的风险，以及没有政府的或合作
的现代借贷机构可供选择。对小量的实物借贷，年利可以达到 １００—２００％。
农民借款的大部分，大概有 ２／３，付年利 ２０—４Ｏ％；年利少于 ２０％的约占
１／１０；其余的则在 ４０％以上。大约有 ２／３ 的借款期限为半年到一年。③农业
信贷主要来自个人——地主、富农、商人——如表 １８ 中 １９３４ 年的数据所示。
农村地区的现代银行（政府的或私人的）很少，而且在任何情况下这种
银行也不在消费贷款上投资。例如，江西的七家现代银行在它们 １９３２ 年的未
偿贷款资金中，只有 ０．０７８％投入农场贷款。④始于 ２０ 年代的农村合作运动
受到相当大的注意，但合作社即使在最盛时也只涉及中国农民的极小一部
分。⑤放债人通常是地主或粮食商人，他们起着让部分农业盈余又回到农民手
中的作用，从而使农民能够不按照收入过日子，但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即保存一个不被触动的地主统治的农村社会。
表 １８ 农场信贷来源，１９３４ 年
占总贷款
农场信贷来源
银行
合作社
当铺
钱庄
农村商店和店铺
地主
富农
商人
的百分数
２．４
２．６
８．８
５．５
１３．１
２４．２
１８．４
２５．０
资料来源：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国作物报告，１９３４ 年》，第 ７０ 页。
中国农村不是经济上自足的，虽然一个较大的单位——施坚雅的“标准
集市区域”——从多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这样。为偿付现金义务如地租和捐
税，以及为购买许多必需品，农民的一部分收成必须在市场上卖掉。在卜凯
的调查中，大约有 １５％的稻谷收成和 ２９％的小麦收成被农民卖掉，卖掉的商
品作物如烟草、鸦片、花生、油菜籽和棉花的比例当然更高。①在许多情况下，
农民不得不在当地市场上出售产品而没有别的选择。他被隔离在较远的市场
之外，不仅由于运输困难使得运费太贵，而且还有信息上的障碍——尽管农
② 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第 462 页：76％的农场信贷是为了“非生产目的”；天野元之助：《农业经
济》，2，第 219—220 页，引用了七项全国和地方研究。
③ 《农情报告》，2。11（1934 年 11 月），第 108—109 页，见《经济统计月志》，1。11（1934 年 11 月），
第 7 页。
④ 《经济统计月志》，1。11（1934 年 11 月），第 2 页。
⑤ 见李文治和章有义编：《农业史》，3，第 206—214 页；天野元之助：《农业经济》，2，第 308—348
页。
① 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第 233 页。
村的无知状态可能被夸大了。市场处于相当大的价格波动中，这可能对农民
不利，因为在收获时期当他想卖时供应自然较多，而在春天当他想买时供应
就少了。此外，在东南沿海一带靠近大城市的地区，由于农业的商业化已有
一些进展，剥削的代收制（如英美烟草公司所实行的）使农民任凭买方的摆
布。
而作为个别的小买家或小卖家，农民不能影响他必须与之贸易的市场，
用生硬的马克思主义（和儒家的）语言说，商人都是寄生虫，对经济毫无贡
献，或认为 ２０ 世纪农业商业化程度的增加对农村的生产和收入产生消极影
响，这些都是可笑的。在原子式的农村部分（ａｔｏｍｉｓｔｉｃ ｒｕｒ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没有进入的障碍（不同于常常被夸大了的信息障碍），实际上没有政府干预，
各个行业的资本需求都低，因此大多数类型的商业都是很有竞争性的。高利
润很快把新来者引进现有市场。中国跟别的地方一样，最富的商人是那些在
更加商业化的地区做生意的人，这里的人在与市场打交道方面几乎人人消息
灵通、灵活，并有经验。他们不靠欺骗顾客赚钱，而靠劳动的专门化和分工，
并以低廉的单位价格提供关键性的服务。地方市场常常被描绘成这样：对农
民卖东西来说，它倾向于买方独家垄断，而对农民买东西来说，又倾向于只
此一家。但事实上很少有研究证明这个普遍的假定。如果上市作物的 ２／３ 以
上是在本地卖的（如珀金斯所认为的），那么这种生意根本就只能涉及少数
商人；定期集市是农民互相买卖的地方。珀金斯认为市场上主要是地主在卖
稻谷，他们不必在收获季节卖，由于消息灵通和有联系手段，他们也很少会
上当受骗，如果这也是正确的（见前文），那么，买方独家垄断一说就很难
成立。
我在前面曾经指出，农业与工业之间的贸易条件在 １９３１ 年以前一般对农
民有利。种植和销售经济作物的能力是促使 １９１２ 年至 ３０ 年代期间农业总产
量有所增加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它使这个时期的人均收入大致上不变。的确，
农村集市是无组织的，有时候似乎是存心与小生产者为难，也许过多的中间
人成了负担，所有这些妨碍了产量有更大的增长并明显地损害了农村福利。
但在 １９３７ 年以前，它对帮助传统经济制度保持运行起了足够好的作用。
在北京政府直到 １９２７ 年的统治下，接着在南京政府的统治下，农业税也
许是不公平的负担，但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仔细的研究。田赋主要是由省
或地方征收。地方上的权贵与收税员勾结是普遍的，结果不相称的负担份额
落在了小农身上。田赋还以更高的租金的形式转移到佃户身上。此外，还有
这样一些弊端，如强制预征、操纵汇率和各种额外费用等等。①在国民党统治
的最后十年，重庆政府通过战时田赋征实和粮食征购加重了小农和佃农的赋
税负担。
如果负担不公平，那么田赋在 １９４９ 年以前最重要的经济特点，就是它未
能将地主占有的农业盈余的较大份额收回来，重行分配到生产投资上去。赋
税的标准实际上是低的，反映出国家对地方社会鞭长莫及（见后）。跟信贷
和市场交易一样，农业税制度加强了一种收入的分配模式，它只容许产量有
不大的增长，而个人收入和福利则根本没有增长。
对 １９３７—１９４９ 年期间的中国农业进行定量研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战
① 见李文治和章有义编：《农业史》，2，第 559—580 页；3，第 9—65 页。天野元之助：《农业经济》，
2，第 1—158 页。
争和内战终止了南京政府十年的农村统计资料最起码的收集。华北是主要战
场，农田的破坏、运输的瘫痪、人力畜力的征用、军粮的索取、上升的政治
斗争对农民的影响，这一切在华北肯定比在华南和华西更严重。②战前日渐商
业化的进程倒退回去，农业生产力和产量下降，城乡间的商品流通被破坏。
甚至到 １９５０ 年，根据人民共和国最初两年所做的调查，华北的一些地区由于
人力和畜力的损失，产量还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最高点。①严酷的日本占领和
１９４８—１９４９ 年的大战，都较少波及华南和华西，但这里也有军队征用人力和
粮食造成的损失，而且从 １９４７ 年起，失去控制的通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