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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认为整个李大钊的思想有两个主旨：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意志论的解释
（对宿命论的一种担忧）和一种富于战斗性的中国民族主义。黄松康（音）
的《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对现代中国思想的影响》中翻译的 １０ 篇李大钊的文
章，很有文献价值。《李大钊选集》汇集了所有李大钊的重要著作，很便于
查找。陈独秀仍然缺少一部令人满意的思想传记。
费侠丽的《丁文江：科学与中国的新文化》，清晰地描述了另一个重要
人物，并阐明了 ２０ 世纪中国思想史中“科学”和“科学态度”的特征。丁文
江和科学问题，在郭颖颐的《１９００—１９５０ 年中国思想中的科学主义》中也占
重要地位，这部书记述了唯科学主义的胜利，也论及上文提到的思想家，再
加上吴稚晖、张君劢等人。张君劢是 １９２３ 年科学与人生哲学论战中的一个主
要人物。张君劢到论战时的详尽传记，见于罗杰？Ｂ．琼斯的《为儒学辩护的
诸说混合论：张君劢早年的思想和政治传记，１８８７—１９２３ 年》（乔治？华盛
顿大学博士论文，１９７４ 年）。下一次关于思想问题的著名的重要论战，是 ２０
年代后期和 ３０ 年代的中国社会史的论战。阿里夫？德里克在《革命与历史：
中国马克思主义编史学的渊源，１９１９—１９３７ 年》中，有杰出的概述。
９ 文学的趋势，１８９５—１９２７ 年
中国和日本的学者已广泛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个别作家作品的汇编、
总目录、选集，以及研究著作和概述很多，不难见到（见赵家璧、张静庐、
王瑶、王哲甫、李何林和刘绶松的书目）。不过仍需进行大量研究，尤其需
要重新考虑，因为大多数可以见到的次要文献，尤其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缺
乏深入的、创造性的分析。对这个论题的一般看法，就其注意表面的思想而
没有很严密的辩证分析这一意义上说，是左派的和朴素马克思主义的。毛主
义的准则，如在著名的 １９４２ 年延安讲话中系统地表达的，左右了 １９４９ 到 １９７９
年的中国文学学识。在其后的思想“解冻”中，它巧妙地受到了怀疑。
西方关于现代中国文学的学识在其掌握、出版第一手资料方面，更不用
提翻译，落后于中国和日本。最有用的最新指南，尤其是对没有入门的读者
来说，是唐纳德？吉林和李允真（音）编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翻译书目，
１９１８—１９４２ 年》。《现代中国文学通讯》的仔细观察认为，这个领域是一门
正在迅速发展的学科。
直到大约 １０ 年以前，西方学识是由欧洲学者，特别是由已故雅罗斯拉
夫？普鲁舍克教授领导的以布拉格为中心的学者领先（见其所著《抒情诗与
叙事诗：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李欧梵编，１９８０ 年）。在美国，第一部重要
的学术著作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最初于 １９６１ 年出版，现在已出
修订第 ３ 版。刘绍明编辑并由夏志清写了新序的中译本，１９７９ 年在台北和香
港出版。尽管这部书有政治偏见，仍然引起人们的兴趣。
西方的大多数著作和夏志清的全面论述不同，限于研究个别的作家。著
名的五四作家中，有研究他们的著作出版的包括郭沫若（戴维？罗伊著）、
徐志摩（西里尔？伯奇著）、郁达夫（安娜？多列扎洛娃著）、茅盾（玛丽
安？加利克著）、丁玲（梅仪慈著）、周作人（戴维？波拉德著、欧内斯特？沃
尔夫著）、巴金（奥尔加？兰著）、老舍（兰比尔？沃赫拉著），当然还有
鲁迅（黄松康〔音〕著、伯塔？克雷布索娃著、威廉？莱尔著和哈里特？米
尔斯著）。有几部重要的学位论文等待出版，其中有：盖洛德？梁（音）论
徐志摩（伦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迈克尔？伊根（多伦多大学）和弗兰
克？凯利论叶圣陶（芝加哥大学）。史敬思的概述利用了这些和其他有关鲁
迅、瞿秋白、徐志摩和丁玲的资料，见其所著《天安门：中国人及其革命，
１８９５—１９８０ 年》。最有用的西方新老学者的著作的例子见于默尔？戈德曼编
的《五四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这部书包括了 １９７４ 年夏哈佛会议和讨论会
所产生的传记和文学研究著作。对西方关于中国文学的学识的中肯评价见迈
克尔？戈茨的《西方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批评性回顾》，载《现代中
国》，２．３（１９７６ 年 ７ 月）。
传统上认为 １９１７ 年的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一些领袖人
物，尤其是胡适所促成的一种不真实的说法。新近的研究把它的起源追溯到
了晚清。不过，晚清开端的重要性不能过分强调，五四文学无疑有许多真正
“新”的特点。
对晚清时期最有学识而孜孜不倦的学者，仍是已故的阿英（钱杏邨），
他的许多汇编（尤其是《晚清文学丛钞》）和概述（《晚清小说史》、《晚
清文艺报刊述略》），对所有这个课题的学者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除了阿
英，中国和西方的学者在最近以前一般都忽略了这个时期。米列娜？多列扎
洛娃教授编的讨论会文集《１９、２０ 世纪之交的中国小说》，包括对许多晚清
小说的详尽分析。这些论文一般探讨文学，但这一时期为有兴趣研究现代中
国民众文化的历史学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报刊和舆论的兴起、西方历史和
文学翻译的开始、城市读者人数的增加、城市民众生活理想和传播方式的发
展——这些只不过是研究的一些明显途径。
晚清时期已开始系统地阐述“新文学”的特征和作用，为文学革命的思
想做好了准备。夏志清分析了两个主要人物严复和梁启超的看法（见阿黛
尔？里基特编的《从孔子到梁启超的中国文学观》）。他们初期的系统表述
随后为许多民间“理论家”引伸并搀杂进其他内容。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通
俗化过程，是一个待分析的令人发生兴趣的论题。
１９１１ 至 １９１７ 年这段时期，被大多数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学家看作
五四运动“黎明”之前的“黑暗”间歇期。这可能不是事实。晚清的种种大
众化倾向大部分仍在继续：出版了一些令人发生兴趣的小说，尤其是言情类
的小说（例如徐枕亚的《玉黎魂》）。上海的新闻出版业，如其主要的代表
商务印书馆所证明的（见张静庐编：《中国近代出版史料》），继续繁荣。
林培瑞关于繁荣于 ２０ 世纪第 ２ 个十年并继续到 ２０ 年代的鸳鸯蝴蝶派通俗小
说的研究，再次证明了晚清先例的重要性和文学大众化倾向的活力。
名流们对鸳鸯蝴蝶派小说的一种替换物，可见之于南社的诗歌，南社由
著名的政治家和文人组成。柳无忌的著作《苏曼殊》简要地论述了南社（柳
无忌教授的父亲柳亚子是南社的一个领袖），但南社还待进一步研究。
历史学家们自然是在与五四运动有关的思想动乱的背景下来研究五四文
学。周策纵的在任何文字的著作中也是优秀的作品，就有关文学革命的一般
知识来说是有用的。对五四时期三个主要思想家——陈独秀、胡适和鲁迅—
—的更深入的研究可见于林毓生的著作。李欧梵的《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
一代》，研究了五四早期的浪漫倾向，尽管此书并没有广泛地论述女权运动。
梅仪慈的作品，尤其是她研究主要女作家丁玲的著作，填补了这一明显空白。
五四所有作家中最知名的人物——也是最引起人们研究兴趣的论题——
无疑是鲁迅。１９３６ 年他逝世以来，中国就有名副其实的研究鲁迅的传统。他
随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奉为神圣，更进一步导致出版了数不清的思想上适
应形势的论文和书籍。在中国，鲁迅研究可以与“红学”相比：两者都经受
住了“四人帮”，然后空前繁荣，有许多新组织的学会、研究团体和多得难
以编目的出版物。论述鲁迅的日文著作也同样多。日本的主要学者已故竹内
好的鲁迅传记已印行几版，正受到许多新的杰出作品的非难——尤其是伊藤
虎丸和丸山昇的作品。
代表西方关于鲁迅的学识的著作有：早期的两篇学位论文（哈里特？米
尔斯，哥伦比亚大学；威廉？舒尔茨，华盛顿大学）；许多欧洲学者的专题
著作（黄松康〔音〕、伯塔？克雷布索娃）；多列扎洛娃、福克马、李欧梵、
米尔斯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