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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价值的作用，著名的有：白蕉的《袁世凯与中华民国》，１９３６ 年出版；较
近出版的沈云龙编的《袁世凯史料汇刊》。扩大出版资料的前景即将到来，
因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已着手提供文件和编写中华民国史的雄心勃勃的计
划。
对这一时期的总的看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根据当时报纸和秘史撰写
的著作所左右。中心话题是袁世凯和他的军阀后继者的丑闻。这个传统最有
才华的代表可能是陶菊隐，特别是他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６ 卷（１９５７
年）。这种情况——只靠浅薄研究支持的传统做法——对任何历史学家显然
都提供了完全改变评价的机会。近年出现了异议，但没有人认为应当作出完
全相反的解释。陈志让的《袁世凯，１８５９—１９１６ 年》（修订版，１９７２ 年）的
最后部分提出一种有特点的解释：袁世凯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爱德华？弗
里德曼在《退向革命：中华革命党》（１９７４ 年出版）中注意袁世凯这些年的
某些革命的对手。他使得关于孙逸仙革命动力的描述变复杂了，却没有降低
孙逸仙对抗的正确性。欧内斯特？Ｐ．扬在《袁世凯的统治：中华民国初年的
自由主义和独裁政治》中，试图撇开个人动机，并从争论问题和政治集团的
新组合方面分析这位总统任期的政策，但发现政策有缺陷，而且经常是有害
的。民国初年的这位总统仍然缺乏维护者。
密切注意一些次要人物导致了对这个时期的更正确的认识。在这方面梁
启超提供了最令人注目的机会，因为他处于战略位置并留下了很多记载，包
括上文提到的丁文江所收集的无可相比的书信集。张朋园已扩大了这种可能
性，著有《梁启超与民国政治》。薛君度的黄兴传和 Ｋ．Ｓ．刘的宋教仁传很有
用。外国顾问在袁世凯总统任期引人注目的事件中扮演了某种角色。其中之
一莫里循有关这几年的大量文件已精选出版：骆惠敏编的《莫里循通信集，
第 ２ 卷，１９１２—１９２０ 年》。
民国早期的社会和经济史最初只好由集中于革命前的各种地方或省的研
究补缀而成，见伊懋可、周锡瑞、玛丽？巴克斯？兰金和爱德华？罗兹的著
作。对袁世凯统治时期经济政策的论述见菊池贵晴的《中国民族运动的基本
结构——关于排外性联合抵制的研究》。关于民国早期的经济计划、地方农
民斗争和正在兴起的妇女运动的论文，载于重要的日本学术著作：《中国现
代化的社会构造：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史研究》，
以及小野川秀美和岛田虔次编：《辛亥革命研究》。菲利浦？理查德？比林
斯利 １９７４ 年在利兹大学的博士论文《１９１１ 至 １９２８ 年中国的盗匪活动，特别
论及河南省》，论述民国初年的白朗匪帮。
学者们更系统地论述了外交关系，尽管关于国内分裂的争论很难予以澄
清。蒲友书在未发表的密歇根大学 １９５１ 年博士论文中，详细考察了重组贷
款：《国际财团重组对华贷款，１９１１—１９１４ 年；战前外交和国际金融的一个
事件》。关于西藏的英国国际关系和密谋的分析，见阿拉斯泰尔？拉姆的《麦
克马洪线：印度、中国和西藏之间的关系研究，１９０４—１９１４ 年》；以及帕索
坦？梅拉的《麦克马洪线及自此以后：英国、中国和西藏之间对印度东北边
界的三方争论研究，１９０４—１９４７ 年》。这些年的其他重大的国际关系是和日
本的关系。长篇论著中值得注意的有：李毓澍的《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上）》，
马德琳？季（音）的《中国外交，１９１４—１９１８ 年》，和臼井胜美的《日本与
中国——大正时代》。焦点当然是二十一条，自此以后在关系迅速恶化之前，
中日关系没有完全恢复。
关于阻止袁世凯称帝和其后谋求驱逐他，学者们有持久的兴趣但无全面
的论述，这可能是由于这类运动的性质很不相同。云南部分最受注意，并被
看作真诚的反袁运动。中国的学术研究成果修正了完全归功于蔡锷的说法，
并提出蔡锷从北京去之前先已存在的云南年轻军官的计划的重要性，见金冲
及的《云南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是谁？》，《复旦学报》，２（１９５６ 年）。
寺广映雄赞成这种看法，见《中国革命历史的展开》。唐纳德？Ｓ．苏顿的著
作补充了这一事件的新意义，见《省黩武主义与中华民国：滇军，１９０５—１９２５
年》，从滇军的发展及其促成军阀主义的出现这一背境认识这一事件。因此，
如我们所预料，如果其后的军阀时期是孕育于民国初年，那么其来源是多方
面的。
５ 北京政府，１９１６—１９２８ 年
尽管原始资料很丰富，当时的军阀主义现象和思想革命也受到相当注
意，但对北京政府却很少进行研究。关于 １９１６—１９２８ 年时期历史情况的总看
法，可参看 Ｊ．Ｅ．谢里登：《分裂的中国：民国时期》。关于中央政府制度的
研究，可参看钱端升的《中国的政府与政治，１９１２—１９４９ 年》，重印，纸面
装；侯服五的《中国的中央政府，１９１２—１９１８ 年：制度研究》；更近一些的
著作是安德鲁？Ｊ．内森的《北京 １９１８—１９２３ 年的政治斗争：派别活动和宪政
的失败》。
这些著作部分地依靠当时的中国报纸，如《顺天时报》（北京）、《申
报》（上海）和《时报》（上海），以及在中国的外国报刊。报纸是进一步
研究可利用的，并且有极有价值的剪报刊物：波多野乾一编的《现代中国之
记录》，这份月刊从 １９２４ 至 １９３１ 年每月重印中国报纸上的重要文章约 ４００
页。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政治事件，以中国、西方和日本当时人物的回忆录和
观察资料来补充报纸之不足是很有帮助的。关于初步的指导书，可看施坚雅
等编的《现代中国社会：有分析的书目》。许多重要的事实和一字不变的文
件也记载于大体上论述当时中国的著作，如刘楚湘的《癸亥政变纪略》，孙
曜的《中华民国史料》和岑学吕的梁士诒《年谱》。
从较少被利用的那些种资料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中国政府机构在很
多公报中用文件证明其工作，阐述内阁及其下属政府官员所相信的、希望完
成的和实际完成的事情。其中尚存的有许多部的公报、１９１６—１９１７ 年参众两
院的公报、各种各样机构如 １９２５ 年善后会议的公报。此外，政府还出版季刊
《职员录》，研究者通过这份刊物可以探索高级官吏任职的连续和变化情况。
外交档案是另一类未被充分利用的资料。不管人们是按传统的说法把民
国初年的外交看作中国的灾难，还是像本章这样更实际地看作中国和列强如
何行动的历史，都需要更详尽地加以考察。关于这个论题，唯一的现代著作
是梁肇庭的《中苏外交关系，１９１７—１９２６ 年》。这部书的书目列举了他所查
阅的已刊印和未刊印的中国外交部文件。这个部关于中日关系的档案材料，
见郭廷以、Ｊ．Ｗ．莫利编的《中日关系，１８６２—１９２７ 年：中国外交部档案目录》，
附有很有用的中国、日本和朝鲜的人名表。已刊印和未刊印的美国、英国和
日本的外交资料也同样重要；每一国资料的简要说明见安德鲁？Ｊ．内森：《近
代中国，１８４０—１９７２ 年：资料和研究辅助手段概论》。外交报告因其包含中
国国内政治的信息，当然很重要。
了解北京政治，需要对思想史、经济史和社会史这些有关的课题继续进
行工作。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从晚清开始一直进行到南京十年及其后的宪制
争论的具体内容了解甚少。这个课题可以利用政府公报、报纸和《东方杂志》
之类的知识性刊物进行进一步研究。多亏张朋园（尤其是他的《立宪派与辛
亥革命》、《梁启超与清季革命》、《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和张玉法等人
的著作，我们对宪政的基本理论以及提倡宪政的势力的社会和政治性质了解
得很多。
金融和政府财政是需要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课题。贾士毅的简明而广泛的
《民国财政史》提供了资料，其意义还要充分加以分析；弗兰克？Ｍ．塔马格
纳的《中国的银行业与财政》是早期的成果，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