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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毁货物。现在是那些其名称会引起人们回忆的秘密团体，“上海除奸热血
团”“铁血团”等等，对得罪了人的商人采取赤裸裸的恐怖行动了。在政府
官员、国民党强硬派以及受他们保护的地痞流氓的掌握下，抵制运动变成了
威吓和进行恐怖活动的手段，变成了使资产阶级顺从国家权力的又一种手
段。
受到威胁的租界庇护所
租界的存在曾经促进 １９ 世纪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商人们在这些外国飞
地里开设商店，逃避中国当局的高压和掠夺。１９２７ 年末租界制度——无论是
在法律上还是在事实上——日益受到资产阶级曾经鼓励过的民族主义复兴浪
潮的威胁，但资产阶级却成了这一浪潮的第一批牺牲者之一。
１９２７ 年春天，汉口和九江被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占领，英国放弃了它
在两地的租界，于是列强都学英国的榜样，采取了妥协政策，将 ３３ 个租界中
的 ２０ 个交还给南京政府。当然，那些最重要的租界还保留着，特别是上海的
租界。但是外国人却不得不将上海会审公廨交还给中国，取代它的是在 １９３０
年设立的一个地方法院（上海特区地方法院）和一个省上诉法院（江苏省高
等法院第二分院）。在这些法院里一切外国干预均被排除。公共租界内的中
① 费唐：《报告》，1，第 243 页。
② 《申报》，1927 年 6 月 24 日，第 13 页；1927 年 6 月 30 日，第 13 页；1927 年 7 月 2 日，第 13 页。
③ C。F。雷默：《关于中国抵制外货的研究》，第 138—140 页。
④ 雷默：《关于中国抵制外货的研究》，第 269 页。
国居民终于在一场斗争中获胜，工部局中有了 ３ 名华董；１９３０ 年 ５ 月又增加
到 ５ 名。同时，上海特别市政府领导了一场向外国人进行的名副其实的消耗
战，提出一起起案件和问题，对条约提出越来越有限制的解释，有时干脆将
其置之不理。外国人小心谨慎地避免使用武力。但是一次又一次的妥协消蚀
了他们的特权，中国当局赢得了监督租界行政的权利。①
特别是他们成功地扩大了对舆论的控制，或者，至少控制了舆论在学校
和报刊上的形成和传播。他们要求所有的学校都必须向政府立案，然后又要
求所有报纸注册；并且都做到了。当他们重新取得了对中国居民的司法权时，
他们就使外侨社会充分地感受到他们的行政权力的份量。
１９２７ 年 ４ 月，国民党和上海的黑社会结成联盟，这就进一步加强了他们
对租界的控制。行政部门再也不能阻止地痞流氓了。在杜月笙、黄金荣和张
啸林的指挥下，人数多达两万乃至十余万的青帮分子也都成了国民党的特
务，他们不但追捕工会和共产党的领导人，也绑架、暗杀不肯付钱给政府的
富有的商人。从 １９２７ 年 ５ 月至 ８ 月，恐怖的浪潮席卷商界，他们被迫为国民
党向华北各省进军的部队提供款项。②
租界越来越容易受到国民党合法或不合法的影响，对中国的居民顶多只
提供虚幻的保护。中国商人发现他们和自己上个世纪的前辈们一样，在官僚
机器与日俱增的压力下毫无防卫能力。
资产阶级：牺牲者还是同谋者？
资本家们对所遭受的剥削和屈辱提出了抗议。１９２８ 年夏，北伐结束以
后，他们因政治上一定程度的缓和而感到欣喜，并受到当时任财政部长的宋
子文的庇护：他们能够向全国经济会议（１９２８ 年 ６ 月）和全国财政会议（１９２８
年 ７ 月）提出自己的不满和要求。１９２８ 年 １０ 月改组后的全国商联会要求由
他们的代表在立法院中占有 ５ 个席位。商人们甚至威胁，如果不满足他们的
要求，就要停止向政府提供贷款。①
紧接上海总商会改组之后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１９２９ 年 ３ 月）
制止住了这些资产阶级闹独立性的表现，而资产阶级也好像放弃了一切反抗
的企图。国民党向资产阶级施加的种种压力是否足以解释这种消极的态度
呢？我们能不能够不重新提出这个政权的资产阶级基础这一论点，而像 Ｊ．费
尤米斯那样，相信国民党给了资本家们足够的补偿——至少是对他们中的一
部分人——从而才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呢？②
在企业家中，这个政权对银行家们的个人事业和经济利益尽力最多。在
民国初年，北京的银行家们与各政治和行政派系关系密切，靠公债发了财。
１９２７ 年末，轮到一直珍视自己独立性的上海银行家们通过公债成为主要贷款
人了，并由此而将他们的事业和蒋介石联系在一起。从 １９２７ 年到 １９３１ 年，
政府所借的多达 １０ 亿元的内债中，大多数（５０％至 ７５％）是他们提供的。
政府出售债券的价格远远低于其票面值，使各银行得到的实际利润约达 ２０
％，大大高于 ８．６％的官方利率。这个政权的头几年是银行业的繁荣时期。
但是在 １９３１ 年至 １９３２ 年的危机时期，市场饱和、日本侵占满洲和政治不稳
① 贝热尔：《“另一个中国”：1919 至 1949 年的上海》。
② 科布尔：《国民党政权》，第 1 — 2 页。
① 科布尔：《上海资本家》，第 4 章。
② 费尤史密斯：《商人联合会》。
定，导致了公债价格暴跌。接着，在 １９３６ 年，政府又强行规定偿还公债打折
扣。同时，政府通过 １９３５ 年实施的币制改革和在银行业的突然行动，控制了
主要信贷所，此后一律由国民党官员管理。
一部分银行家由于早已丧失了许多特权，又没有任何进行其他活动的途
径，只好选择投身政府上层的道路。吴鼎昌（１８８４—１９５０ 年），就是一例。
他于 １９１２ 年在中国银行开始他的事业，曾进行过有利于私股的改革，并按照
美国模式改组私营银行，将 它们的资源集中到四行储蓄会。但在 １９３５ 年，他
断绝了和私人企业的一切联系，当了实业部长，其后在 １９３７ 年又就任贵州省
主席。①
张嘉璈（１８８８ 年—）和吴相似，在中国银行时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
也都一贯捍卫银行经营自由的思想。他在创建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和《银行周
报》的工作中起过重要作用；作为中国银团的首脑，他曾试图迫使北京政府
接受严格的财政控制并进行预算改革。他在 １９３５ 年的打击下被迫离开中国银
行，当了铁道部长，１９４２ 年奉派赴美国研究经济建设问题。②
钱永铭（１８８５—１９５０ 年）早在 １９２７ 年就选择了从事政治和行政工作的
道路。钱曾努力反对政府对交通银行的干预，并在 １９２０—１９２２ 年上海银行同
业公会力争成为有效的和强有力的政治力量的时期，担任该会的会长。他很
快加入蒋介石集团，接受了财政部次长的职务，并于次年出任浙江省财政厅
长。③
还有一些银行家参加蒋介石集团，是为了以国民党官员的身份保住他们
以前以企业家身份经营的企业中的位置。前中国银行董事长宋汉章就是这
样，他在 １９３５ 年改组后，在宋子文的控制下担任中国银行董事会执行委员会
的主任委员。这个在 １９１５ 年至 １９１６ 年曾经尽一切可能使中国银行脱离袁世
凯政治操纵的宋汉章，从此为南京政府服务。
有一些人虽然没有参加政府，还是受到敦促，或多或少地在政府直接控
制下经营，并且由于承担了官方的使命而改变了他们的前途。例如陈光甫，
在 １９３７ 年以前，一直经营他在 １９１５ 年创办的私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他和
孔祥熙有老关系——他们在美国同学，有人说他们是亲兄弟——这也许使他
更容易接受后者作为财政部长对他的金融活动所加的控制。这种关系无疑有
助于他在政府中的前途。他被派往美国，就币制改革框架内中国白银储备的
换算事宜进行谈判。１９３７ 年以后，陈就完全从事公职：他负责中国向美国借
款的工作，从 １９３８ 至 １９４１ 年，又担任财政部对外贸易委员会主任。①
浙江兴业银行的赞助者李铭（１８８７—１９６６ 年）的经历没有发生这样明显
的方向改变，但也带有更多的官员的性质。１９２７ 年他被任命为国债基金保管
委员会主席，保证了对内债的良好管理，提高了政府的信誉。１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