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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蔡）和森：《外国帝国主义者对华的新旧方法》，《向导周报》，22（1923 年 4 月 25 日），第 158—160
页。
⑤ 蔡和森：《反对“敦清一友邦”干涉中国内政》，《向导周报》，19（1923 年 2 月 7 日），第 150 页。
（这是蔡和森引用的商界的话——译者。）
⑥ 《和平统一宣言》，载张其昀编：《国父全书》，第 755 页。
围那些自由主义理论家们通过他们新创办的《努力周报》所发表的思想。这
两个集团都同样呼吁“好人”参政，都寻求用专业技能来解决专门性的“问
题”，都开出了“好政府”这个药方（也就是所谓“公开的政府”，必须将
财政收支向全国公布），并且要求制定“计划”，俾能在保存个人主动精神
的前提下确定各个阶段的发展。①
这些观点彼此类似，这可以部分地从各种个人的、家族的和组织的关系
中得到解释；正是这些关系将城市精英们联合在一起。例如，在 １９２２ 年 １０
月，教育联合会的代表和商会联合会的代表在上海开“全国商教联席会议”，
共同拟定政治主张。②无论如何不能将企业家们看作胡适的信徒。他们中的大
多数，都是通过对妨碍他们发展经济的种种障碍如军事独裁、财政混乱、官
吏专横等的认识，而独立地获得自己的政治觉悟。不存在胡适成为中国资产
阶级的代言人的问题。外国的影响在胡适的政治思想中占主导地位，这一点
就排除了这样理解的可能性。但是这两股思潮——文化的和资产阶级的——
却一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中国的自由主义经常被认为是中国文化史中有点
异常的插曲，正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卷入它才具有了政治和社会的意义。
虽然《努力周报》的思想家们和商会中的实干家们所采取的立场往往是
完全相同的，行动中的自由主义还是不可避免地被歪曲了，或者毋宁说作了
必要的修改。自由主义中国化的最惹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它以捍卫地区的自
由代替了捍卫个人自由。胡适和他的朋友们由于受了西方模式的影响，主张
保卫个人的权利。企业家们则根据他们共同的或各自的实践，将保护他们这
个社会集体不受政权的过分干涉，视为高于一切的任务。但是由于接受了辛
亥革命失败的教训，资产阶级只好采取折中办法，将自治的愿望寄托在一个
更加广泛的组织体系上，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最终保证自由的实现。其结
果就是从传统的“自治”主题转向“联省自治”。中央政府的衰落给了资产
阶级重新规定它与国家的关系的机会。它极力想打破多少个世纪以来如下的
恶性循环：要么是企业自由和社会动乱并存，要么是政治稳定和经济剥削（或
压迫）同在，这一直是设想任何新的国家结构时仅有的选择。这样，在一段
时期里，自治和联邦主义成了资产阶级实现其政治策略和阶级抱负的工具。
自 １９２０ 年起，这一自治运动好像把基本上互相对立的支持者聚集到了一
起：保守的名流和开明的或者野心勃勃的军人、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商会。资
产阶级力图利用这个运动来实现它互相矛盾的愿望：自由与秩序。商人们鼓
吹制定省宪，鼓励恢复地方政府机构，希望借此加强自己的权力，以对抗来
自政府或军事官僚机构的干涉。在那些将首先受惠于这一运动的非官方的地
方精英中，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商人阶级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还有，省或地区的框架似乎特别适合于从丁文江到武堉幹这些自由主义
知识分子所鼓吹的“职业主义”发挥作用。①部分地由于约翰？杜威的行会社
会主义的说教的启发，职业主义提倡将公共事务的责任移交给专家。“工匠、
农艺师、教授和知识分子的政府万岁！从事工作的人们的政府万岁！……打
① 胡适：《我们的政治主张》，《努力周报》，2（1922 年 5 月 14 日）。杰罗姆？B。格里德英译，见其《胡
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 191 页。
② 《全国商教联席会议始末记》。
① 丁文江：《少数人的责任》，《努力周报》，67（1923 年 8 月 26 日）。武堉幹：《联省自治与职业主
义》，《太平洋》，3。7（1922 年 9 月）。
倒无所事事的人的政府！”①《上海总商会月报》以论战的口吻重复了这一主
题，主张“职业政治”：剥夺一切“无职业者”的公民权——指的是“贵族、
军阀、官僚和政客”。②
大多数有关制定省宪的主张没有走得这么远，它们在保护职业利益的同
时，也给地方当局以广泛的经济权力，例如管理铁路、电话、电报，以及创
办发行纸币的银行。③
资产阶级不只是希望通过自治来保证从官僚主义下获得解放，它还希望
按着自己的利益建立控制社会的有效体系。新近的研究突出了自治政府机关
的发展和“里甲”型税收系统或“保甲”型公安机构的发展之间的共存关系。
④２０ 年代初商团的发展同样证明企业界急于负责保障社会秩序的愿望。１９１６
年，对这类团练组织作了严格的规定。这是袁世凯 １９１４ 年解散地方谘议局的
结果，表明了官僚主义的复辟。随着自治运动的发展，商人们要求放宽这种
限制。他们“请政府允各商会自练商团而行自卫”。⑤汉口商会援引汉撒同盟
⑥的先例，要求组织真正的城市联盟，认为如果全国各城市能真正团结一致，
商人将拥有极大之权力。⑦
但是，虽然北京政权的衰落鼓励了自治的倾向，商人们也碰到了消极的
影响：没有任何方法可以维持社会秩序，也没有办法引导经济现代化，因为
经济现代化加速前进的步伐要求有统一的货币和关税制度。这种对强有力的
国家的怀念，在各商会要求“中央”给予指示、发出禁令、纠正错误等数目
繁多的动议中都表现了出来。其结果是商人们即使在要求自治的同时，也不
肯放弃中央集权的好处。他们认为，采用联邦制就可以克服这种矛盾，满意
地调节中央政权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知识界展开了一场关于宪法知识的较量，不断地比较德国、奥地利和美
国宪法的优劣。而上海总商会则坚持市政管理和警察职能必须归地方当局负
责，坚持工矿企业不能由中央政府管辖，“不但因为这样会使工业本身的发
展陷于瘫痪，并且还会使中央政府有可能将属于这些企业的权益抵押或出
售”。①因此，资产阶级继续一方面害怕国家政权的专横行为，一方面又感到
自己不能没有它。
在经历了十年的篡夺权力和高压政策之后，资产阶级感到，复兴 １９１２
年临时约法所建立的共和国法律实体是困难的。１９２１ 年 １０ 月，商联会支持
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建议各省议会和各商业与教育团体的代表聚集在一起
负责决定政体，保证统一国家，遣散军队和改组财政。②
① 《北华捷报》，1920 年 10 月 28 日，第 223 页。
② （邓）峙冰：《时局杂感》，《上海总商会月报》，3。2（1923 年 2 月），《言论》栏。
③ 谢瀛洲：《中国的联邦主义，对部分省宪法的研究》，第 83、204 页。
④ 孔飞力：《民国时期的地方自治：控制、自主和动员问题》，载魏斐德、卡罗林？格兰特编：《中华帝
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第 257—298 页。
⑤ 《“清合呈政府特许全国商会自练商团案”：四川成都总商会代表提议》，《上海总商会月报》，3。4（1923
年 4 月）。
⑥ 14—15 世纪北欧商业城市的政治和商业同盟——译者。
⑦ 《“保护商埠安全议案”：汉口总商会提议》，《上海总商会月报》，3。5（1923 年 5 月）。
① 《北华捷报》，1923 年 1 月 6 日，第 8 页。
② 茹玄：《关于国是会议之片言》，《上海总商会月报》，1。5（1921 年 11 月），《言论》栏。
在 １９２２ 年 ３ 月至 ９ 月国民会议开会期间，大会只限于提出一些宪法草
案。与此同时，自由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的确都寄希望于吴佩孚将军，吴把
１９１７ 年解散的旧国会的议员们召回到北京，似乎要以共和国法统的名义打出
重新统一全国这张牌。可是 １９２２ 年北京的政治春天太短了，不可能导致商界
所希求的宪政复兴。重建地区自由和共和原则的努力以完全失败而告终。
在省一级，自治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