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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纱的利润增加了 ７０％，而钱庄的利润增加了 ７４％。①一些最重要的公司的
利润增加了 ２０ 倍，有些甚至 ５０ 倍。红利达到 ３０—４０％，有时甚至 ９０％。②
因为企业家们并不与他们的雇员分享收益，这样高的利润就更加意义重大：
实际上技工和壮工的工资在广州只上升了 ６．９％，在上海上升了 １０—２０％。③
正是在这一物质繁荣的基础上，在沿海的大城市里发展了一种越来越对
西方影响开放的都市社会。
都市社会的兴起和资产阶级的转变
伴随着经济繁荣而来的是加速的都市化。城市人口的年增长率似乎比全
人口的增长率要大得多。这一现象在上海特别明显，华界人口在 １０ 年中增长
３ 倍（参看表 ３８）；其他条约口岸如天津、青岛也吸引了许多新来者。
内地城市也经历了迅速的发展，虽然不那么明显：在山东省的济南，１９１４
—１９１９ 年的年增长率为 ３％，而全省人口的增长率只有 １０％。④
城市的迅猛扩展既不是因为内地碰到了饥荒，也不是由于社
表 ３８
战争年代中国部分人口增加统计①
②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1913 年—1952 年南开指数资料汇编》，第 2 — 7 页；《物价调查方法》，《中
国经济公报》，1924 年 6 月 21 日。
① 严中平：《统计资料》，表 61，第 165 页；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 202 页。
② 参考朱昌峻：《近代中国的维新人物：张謇，1853—1926 年》第 31 页所引大生纱厂的例子。
③ 琼？切斯诺：《1919—1927 年中国的劳工运动》，第 197 页；《上海总商会月报》，4。4（1924 年 4 月），
第 35—36 页。
④ 戴维？D。巴克：《中国城市的变化：山东济南的政治与发展，1890—1949 年》，附录 B。
① 根据 H。O。龚：《中国六大城市的人口增长》，载《中国经济杂志》，20。3（1937 年 3 月），第 301—314
页；同时参考德怀特？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1368—1968 年》，附录 E，第 290—291 页。
北京
天津
青岛
上海
城市
年份
１９１２
１９２１
１９００
１９２１
１９１１
１９２１
人口
７２５２３５
８６３２０９
３２００００
８３７０００
５４４５９
８３２７２
外国租界
外国人口
中国人口
华界
１９１０
１９２０
１９１０
１９２０
１９１０
１９２０
１３５３６
２３３０７
４８８００５
７５９８３９
５６８３７２
１６９９０７７
会动荡特别恶化。这实质上反映了新的发展中心对农业社会的吸引。贫
苦农民、农业社会中的闲杂人员都到市内的作坊和新建的工厂里找工作。他
们到码头当搬运工，当苦力或者拉洋车。许多乡村的名流也被吸引到省城或
者本地区的大城市里居住，部分地是想在当地的政府或者各种自治组织里混
个差事，部分地是急于为自己的子女保证受新式教育的机会后者是都市居民
的特权。市区向外扩展；建设起郊区，困难地通过古老城墙的牌楼式城门而
与市中心区交通。但是在许多城市里——例如长沙、梧州和广州——城墙被
拆毁以修建新区。虽然新建的大多数是住宅，商业建筑却最宏伟。汉口的新
世界商场大楼可与 １９１９ 年在上海开幕的先施公司和永安公司的百货大楼媲
美。在广州，大信商场的九家商店自 １９１８ 年起雄踞在珠江岸上。上海工部局
在 １９１５ 年批准 ４１ 项建筑工程（西式建筑），１９２０ 年批准 １０９ 项。包括中式
建筑、作坊、仓库以及其他各种建筑，工部局在这段时期内批准的建筑工程
费用从 ５００ 万两上升至 １１００ 万两。①
在这些迅速发展的城市里，人口从未停止增长，各个社会集团变得更加
复杂，互相间的分化也更加明显。出现了工业无产阶级，从城市精英（绅商）
中诞生了现代知识阶层和现代资产阶级。这一社会演变引起了外国历史学家
的注意，他们注意到这些新的精英们怎样响应西方的经验；同时也引起了马
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注意，他们有时将这些现象从它们所处的仍然基本上是
传统的环境中孤立出来，以便更好地证明他们的理论。②
实际上这些演变是很有限的：不但从整个中国社会的观点来看是这样，
即使从城市方面看，甚至相对地说从已经现代化了的沿海地区看也是如此。
在辛亥革命前夜，被周锡瑞称为“城市改良派精英”的一群名流和法国历史
① 费唐：《费唐给上海工部局的报告》，两卷，1，第 347 页。
② 琼？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1919—1927 年》。此书 1962 年出版以后，作者对中国劳工界似乎回
到了较为实际的看法。
上被称颂为“旧制度的资产阶级”的那些人十分相似，③不先研究这些人的固
执和演变，就不可能了解新企业家们所起的作用（稍大于新型知识分子们所
起的作用）。
虽然这些名流所从事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活动与农村绅士们所从事的很
不相同，但是他们通过对地产的兴趣和与政府当局的密切关系这样两个方
面，仍然和旧制度的结构保持着联系。辛亥革命普遍地使他们的地位更形重
要。他们的领袖人物总是站在最前列。例如张謇（１８５３—１９２６ 年），他是前
清状元，袁世凯手下的实业总长。他在南通的大生纱厂，在 １９１４ 至 １９２１ 年
间纱锭增加了一倍。①再以虞洽卿（ １８６８ 年—？）为例，他是上海总商会和
宁波同业组织的董事，在战时投资 ２００ 万两办轮船公司——三北（１９１７ 年）、
宁绍（１９１７ 年）、鸿安（１９１８ 年）。②还有朱葆三（１８４７ 年—？），他在 １９１９
年 ７２ 岁时仍任上海总商会会长。战争也巩固了荣氏兄弟——荣宗敬（１８７３
—１９３８ 年）和荣德生（１８７５—１９５２ 年）的财产。③他们出身于无锡的商人兼
小官吏的家庭。在 １９０１ 年创办茂新面粉厂，１９１３ 年又创办福新面粉厂。在
１９１４ 至 １９２０ 年期间，这两家公司共开办八家新厂，其中有些厂资金高达 １５０
万两。同时荣氏兄弟还将他的活动伸展到纺织业，创办了申新纱厂。所有这
些先驱者在经济上的成功都得力于他们超群的个人品质，他们在条约口岸通
过和外国人接触获得了一些不完全的起码知识，进而了解到掌握现代技术与
管理方法的重要性。
但是城市精英中的大多数都主要以他们的政治倾向和社会影响著称，而
不是由于对现代企业的参与。辛亥革命以后，官僚机构被代表地方利益的各
种组织所产生的新的权力网络所接管。这些组织即省议会、商会、各种教育
与农业团体，它们在全国层次上与袁世凯的中央集权努力互相冲突，在地区
层次上又与互相争雄的军人野心相矛盾。但是城市精英们的权力毕竟还是增
长了。虽然他们未能成功地为当地各种组织保住 １９１２ 至 １９１４ 年间争取到的
行政特权（尤其是税收权），他们对官僚机构的影响还是较革命以前大多了。
其主要原因无疑是这些官僚中的大多数都来自当地。出身本乡本土的官员的
比例在革命初期曾经很高（１９１２ 年浙江省政府的每 ７ 名高级官员中，有 ５ 人
是浙江人），后来有所降低（ １９２０ 年浙江每 ８ 名高官中有 ４ 人是浙江人）。
①但是，“回避法”并没有恢复，帝国时期的这一法律禁止从本地的学者中选
择地方官。城市精英们或者通过地方代表机构这样的中介直接表达意见，或
者间接地向官僚们施加压力，以保障他们的利益不受政府干涉，不受外国人
侵犯，并防止广大群众的各种要求。
就这样，这一“旧制度的资产阶级”作为稳定力量，在中国社会内部出
现了。在浙江省一个地区的首府，１９２５ 年掌管当地各级组织的人中，有 ４０
％早在 １９１１ 年已经是活跃分子。不过在这一群人里面，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
③ 周锡瑞：《维新和革命》；F。富列：《对法国革命的思考》，第 159 页。
① 朱昌峻：《近代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