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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此外，追随武汉的三个省往南通海的路线被切断；它们只能通过长江在
东面不牢靠地与海相通。
广西省的几个城市（根据上海会议的参加者之一黄绍竑的命令）以及汕
头、厦门和宁波等口岸城市，都出现了类似的镇压。杨虎监督宁波的改组工
作。广东、浙江和江苏省几个小城市的国民党党部和工会的左派领导人也遭
到清洗。南方和东部几个沿海省份的这些行动并没有使 １９２０ 年以来迅速发展
的劳工运动结束，但是共产党的影响急剧地减弱了。党员们或是转入地下，
或是逃到武汉庇护地——而事实证明，那里不过是一个临时的庇护地。
武汉的一些激进的劳工领导人，可能对上海杀害他们的同志怀有报复情
绪，而于 ４ 月 １４ 日处死了 ８ 名反对共产党控制湖北工会的老资格工会组织
者。他们被邓演达的政治部逮捕，并被谴责为“工贼”。４ 月 １０ 日，武汉的
共产党劳工领导人举行湖北总工会代表会议，会上决定把这 ８ 人交给“群众”
处决。几天以后，郭聘伯、卢士英、袁子英和另外 ５ 人经法庭宣判，被行刑
队在汉口街上枪决。①在激进主义的中心长沙，据报道估计有 ３０ 至 ４０ 名与外
国工商业有联系的中国人已被处死。②其中有著名的学者和保守分子叶德辉。
建立南京政府
在上海的保守的国民党领导人，在南京成立一个对立的中央机关和独立
的国民党政府，从而扩大了他们与武汉的裂缝。他们在南京集合，表面上等
待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以便举行一次应由汪精卫安排的全体会议。
当汪精卫等人没有到来时，９ 名自封的中央政治会议的成员增选了另外 ９ 人；
这个集团在 ４ 月 １７ 日决定第二天在南京成立中央政府。在作出这个决定的人
中，只有 ５ 人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而该委员会有委员 ３６ 人，候补委员
２４ 人。８ 人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而该委员会有委员 １２ 人，候补委员 ８
人。余下的 ５ 人是将军。③如果以在武汉活动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的人数来衡
量，武汉集团更有合法性，可是南京集团有几名很有声望的人，著名的有胡
汉民、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和邓泽如。在此时由胡汉民主持的
政府的正式成立仪式以后，它发表了一个语气既是革命的又是反共的宣言，
因为现在重要的是使已在进行的“清党运动”合法化。在政治会议讨论了中
央监察委员会作出的把共产党党员清除出国民党的 ４ 月 ２ 日决议以后，新政
府向总司令和其他军官及官员发出了一道相应命令，指名道姓地说鲍罗廷、
陈独秀、徐谦、邓演达、吴玉章和林祖涵特别坏，又向各地共产党领导人发
出警告，并附了一份准备逮捕的 １９７ 人的名单。就我们所知，名单中的人并
不全是共产党员；可能中央监察委员在拟定这份名单时主要是出于怀疑。①
以后几个星期主要用于成立中央和各地清党委员会，以监督上海－南京集团影
响所及之处的国民党的清洗。政府本身并没什么基础，它的地点也很不安全。
① 《从容共到清党》，第 568—569 页；蒋永敬：《鲍罗廷》，第 129 页；《中国劳工运动史》，第 601—602
页；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第 326 页。
② 美国国务院 893。00/8802，电报，罗赫德，4 月 17 日；罗赫德报道的情报中称“被共产党人肆意杀戮”。
③ 《从容共到清党》，第 632 页；17 日会议的记录载《革命文献》，22，第 4211—4216 页。
① 一份不完整的名单载《革命文献》，16，第 2826—2827 页；更正的名单载《革命文献》，17，第 3091—3092
页和《从容共到清党》，第 635—637 页。
４ 月 １７ 日，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把蒋介石开除出党，并撤消其一切职务。
武汉国民党政府发出一道详列他 １２ 大罪状的命令，中国共产党在 ４ 月 ２０ 日
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声明说明了新的反动浪潮的阶级基础，声称无产者现
在不必再受不与封建－资产阶级分子直接斗争的限制。②这类口头攻击几乎不
能触动实际的权力结构。
② 《中华通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周刊》，2。6（1927 年 5 月 1 日）；《中华年鉴，1928 年》，第 1367—1370
页。
武汉政权日益严重的问题
武汉争取生存的斗争
武汉领导集团这时面临重重困难。北面是张作霖的强大军事力量；东面
和南面的国民革命军部队像要支持蒋介石；西面是显然与蒋联合的四川将
领。在武汉看来，军事前景中一小块有希望的地方是在西北，冯玉祥在那里
率领重振旗鼓的军队，准备沿陇海铁路而下，进入河南；他的军队正以俄国
武器重新装备，并且有一批有经验的南方政治军官在他的部队中工作。帝国
主义者表现得咄咄逼人。需要国际承认的伦敦阿尔科斯袭击和中国对苏联机
构的突然搜查，引起了种种恐惧，担心会发生反对俄国支持革命运动的联合
行动。存在外国报复的威胁的南京事件仍有待于解决，而上海的外国势力现
在已有实力进行报复了。把武汉三镇分开的长江停满了外国炮舰。由于汉口
日租界 ４ 月 ３ 日的事件，与日本的关系趋于紧张。
不管对外事件看来有多大威胁，威胁政权生存的却是内部的经济问题。
几条河流和两条铁路线的汇合，使武汉三镇成为广大内地来的农产品和矿产
品的集中地、长江下游和国外来的制成品的分散地。可是到了 ４ 月份，由于
湖南和湖北的阶级斗争、主要城市的罢工和工商业倒闭，这种贸易处于停滞
状态。有人甚至担心在革命的首都会闹米荒，因为湖南的革命者正在扣运大
米，他们的理论是，如果不从一个乡镇运出，那里就会保持低价格，穷人就
吃得起。在武汉，出现了大规模的失业现象，有 １０ 万多名工人闲着，这对政
府是一个潜在的危险和沉重的负担。外国工商界的活动大量减少，这部分是
由于外国人离开汉口（４ 月 １２ 日，外国人从平常的 ４５００ 人减少到 １３００ 人），
部分是由于罢工和工厂不准工人进厂。日租界的工厂和码头荒废了。外国银
行中国员工的一次始于 ３ 月 ２１ 日的罢工助长了停滞，因为它们不能发挥贸易
所必需的金融职能。长江中游的航运大量减少，部分原因是招商局的船只为
了避免征用已经撤走，部分原因是汉口码头上偷窃船货和工作混乱阻碍了外
国的船运。工商业的停滞使政府税收减少，同时它的通货正处于通货膨胀的
压力之下。为了保护日益减少的硬币储备，政府于 ４ 月 １８ 日禁止几家中国银
行以银元兑换它们的钞票，并且禁止银元出境。正如英国公使馆的汉文参事
台克满在汉口呆了三个月以后所指出的那样，“革命使整个华中的经济失
调”。他怀疑“国民党政府中”像随着革命浪潮“沉浮的泡沫那样的平庸人
物”能否控制他们制造的“风暴和混乱”。①
就在这个时候，武汉中央计划恢复北伐，以便与冯玉祥相连接。鉴于形
势危急，鲍罗廷提议作一次“战术撤退”。４ 月 ２０ 日，他向中央政治会议提
出五条相当于激烈地改变路线的改善措施。（１）为了对工人执行“革命纪律”，
政府和工会应成立一个委员会；工会应组成一个法庭，审判和惩处桀骜不驯
的工人。（２）政府应与外国银行及其他企业达成协议，使它们在武汉管辖的
地区内自由营业；政府和工会应组成一个委员会以执行协议，如果必要，可
以使用纠察队和军队。（３）非经这个委员会同意，外国银行及其他企业的员
工不准罢工。（４）政府应尽全力按铜币规定商品的最高价格。（５）政府应
① 英国外交部 405/253，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304，1927 年 4 — 6 月，第 112 号，附件，
台克满 4 月 7 日发自汉口的快信。美国总领事罗赫德在他的电报和快信（包括他每个月的《工商业评论》）
中，详细地报道了武汉的经济形势。离开的外国人的数字按国别载于《中华年鉴，1928 年》，第 755 页。
设立救济局和食堂以照顾失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