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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连续不断的道德堕落、政局不稳以及经济恶化，为复辟皇权的反复
企图和外国的侵略提供了条件。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欧洲的战争暴露了令人
非常钦羡的西方文明所固有的弱点，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连同其随即废除沙
皇在华的特权，则为中国的解放指明了一条新的道路。仿佛这些划时代的事
件尚且不够一样，巴黎和会决定把以前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给予日本，而不是
公正地归还中国。在这些事件和决议的综合影响下，中国的思想与政治气候
突然改变——儒家化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主宰地位被彻底粉碎了。跟随其
后的是思想上的混乱，在这种混乱局面中，中国学者很容易被罗素或柏格森、
尼采或孔德、克鲁泡特金或马克思的种种观点说服，并改变信仰。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皈依者是谁？他们对于自己国家的现实有着怎样的
理解？他们在社会和政治活动中有着怎样的个人经历？为什么他们信奉了这
样一种学说？
五四运动后的五年里，改信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当中，仅有 １２ 人已知是出
身于无产阶级。①其余的所有人都受过教育，而且有些还出身于相当富裕的小
资产阶级。在地理上他们分散在北京（围绕杰出人物陈独秀和李大钊所在的
北京大学）、上海（围绕创立于 １９２３ 年的观点激进的上海大学和陈独秀在
１９１９—１９２０ 年帮助创建的工会组织）、武汉三镇（围绕中华大学〔见图八〕
及其附属高级中学，李汉俊与恽代英在那里任教）、长沙（围绕毛泽东、蔡
① 陈郁、苏兆征、向忠发、项英、邓发和柳宁。见唐纳德？W。克莱因和安？B。克拉克：《中国共产主义传
记辞典，1921—1965 年》。还有邓培、朱宝庭、许白昊、刘文松、刘华和马超凡。见琼？切思诺；《中国
的工人运动》，第 400—402 页。
和森与其他人组建的新民学会）、广州（围绕陈公博、谭平山与其他人在其
中任教的一些学院）、广东的海丰、陆丰（围绕彭湃的农会组织）、内蒙古
（容易到达苏联和北京）、陕西的榆林（围绕由李大钊的学生们如魏野畴执
教的师范学校）、成都（围绕吴玉章和恽代英任教的高等师范学校），连同
许多中国留学生在那里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日本、法国的俄国。思想影响
的源头主要是北京（通过广为流传的杂志《新青年》），再加上马克思和恩
格斯、列宁和考茨基的著作的日文译本，以及在法国同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
思主义的接触。这些激进的思想能够为社会状况所验证，并在上海和北京这
样的大都市里被表述出来，远在国家内地的一些地方如成都和榆林引起反
响。
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早期皈依者屈指可数；其中一些人年龄
较大，曾参加过辛亥革命，还有更多的人知道 １９１３ 年内战中的起义以及 １９１５
年和 １９１７ 年复辟帝制企图在政治上的重要意义。虽然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都至
少具有高中文化程度，但其中任何一人都不能称为研究学术的学者。对于他
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讲，知识总要引起行动的结果，否则就将成为无目的地
学习的收获。在他们看来，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证实其效用。一种理论一旦通
过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应被修正或者被放弃，同时开始寻找另外一种理论。
①他们卷入和干预政治，有意（或无意）地回避学术生活。胡适博士是个例外。
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在探求知识方面不那么勤勉，或者不那么细致，虽
然他们共同的偏好是在小组或者学会中集体学习。他们反对传统，意识到传
统将被废弃，并在寻求一种将其彻底铲除的方法。他们在文化上的异化造成
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异化，这或是出于他们自己的选择，或是因为缺乏有威信
的社会地位。
他们关切自己国家的落后状况，寻找方法使国家值得他们为之献身，在
这个意义上，他们都是民族主义者。这使得他们的民族主义是有条件的——
人们热爱中国，因为她可以变成值得爱的国家，①不只是因为他们生来是中国
公民。②这种落后状况集中体现为经济的停滞，如陈独秀于 １９１８ 年指出的那
样，或者如毛泽东大约 １０ 个月以后在《湘江评论》的发刊词中以同样的倾向
所写的那样。③其他的人如向警予通过不同的途径，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在
① 关于这一点，我要感谢阿德里安？陈：《1925 年以前中国共产主义的发展和特点》（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博士论文，1974 年），第 39—40 页。但是，他在这个部分将其研究仅仅局限于陈独秀，而我认为李大钊、
董必武、吴玉章、林祖涵，更不必说毛泽东，无疑都有同样的倾向。又见迈斯纳：《李大钊》，第 106 页。
① 关于“爱国”的最完整的说明，见于陈秀独所作《新青年》的《本志宣言》，7（1919 年 12 月 1 日），
第 1 页。
② 李大钊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更为复杂。1915 年，他说：“自觉之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
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显然李没有为这些不足辩护；也没有试图
为其辩解。他的困境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不足最终将使一个爱国者的努力成为徒劳，而且只要这些
不足仍然存在，他的爱就将一直得不到报偿。为使他从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解脱出来，他聊以自慰的是著
名的凤凰涅槃式的中华复兴的观念。但是后来，在他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改信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由于
将中国与世界的未来联系起来，他从其狭隘的、先验的民族主义，转到了人类的整个历史和人类的伟大使
命上来。迈斯纳：《李大钊》，第 22—23、27 和 180 页。
③ 陈独秀：《文存》，2（1918 年 9 月 15 日），第 275 页，及竹内编：《毛泽东集》（以下作竹内本），
1（1919 年 7 月 7 日），第 53 页。
她探索妇女解放的过程中，向发现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最早的女性马克
思主义者之一。她逐渐相信“从前种种，皆是错误，皆是罪恶”。④
陈独秀和李大钊认为，造成中国普遍落后状况的原因是腐败的官僚和无
耻政客的扈从们所助长的精神消沉、道德沦丧①和不受约束的军阀主义。②这
些军阀及其支持者，毛泽东含糊地称之为“强权者，害人者”。③中国的这些
强大的害人者都有“帝国主义者”作靠山，获得这种认识对于这些激进的思
想家们是一个进一步的、极其重要的发现。④这为后来诸如阶级斗争、剩余价
值的剥削、受压迫者的国际大联合，以及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这类概念的应
用，打开了大门。至此为止，对中国现实的根本认识方面的变化还是逐步的，
尽管接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已经奠定了。十月革命以及对于巴黎和
会上有关山东的决议的猛省，加速了这种转变。
如陈独秀以颠覆罪受审时，在他自己的辩护词中回忆的那样，五四运动
标志了他思想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在那个日子以前，他重新振兴中华的呼吁
是针对知识阶层发出的；此后，他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劳动人民身上。“盖以……
世界革命大势及国内状况所昭示，使予不得不有此转变也。”在 １９１９ 年早些
时候，由于他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和帝国主义分子对中国的压榨日益敌视，其
理想中的中国形象不再符合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民主模式了。与此同时，李大
钊认为民主在美国已经丧失，声言反对资本家的剥削。①确实，李、陈两人对
于民主思想仍都有所留恋，但是是在一种不同的意义上而言。按照他们的理
解，他们的“民主”和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相比，要求广泛得多的群体参与。
在那年 １ 月，陈在《每周评论》——一种激进的期刊——著文，主张需要一
个有群众追随的政党；到 ３ 月份，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他的思想更达到了某
种类似于人民专政的程度。②在这两篇文章之间，这份刊物登载了一篇题为《中
④ 见李立三的文章，载《红旗飘飘》，5，第 28—31 页；《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2，载《五四时期期刊
介绍》，1，第 154—155 页。
① 陈独秀：《文存》，2（1916 年 10 月 1 日），第 85—86 页；和 4（1917 年 3 月 1 日），第 52 页；石峻：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