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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狂人日记》和《明天》里的邻居，《祝福》和《风波》里的村民，尤
其生动的是未受到充分重视的《示众》中的看客。在谴责群众中某些老一代
人的时候，他达到了自己讽刺艺术的顶峰，例如《高老夫子》、《肥皂》和
《离婚》。通过对这些个人或集体的速写，鲁迅拼集成一套自己同胞的画像
——一个居住在“懒散、迷信、残忍和虚伪”社会里的民族。①他揭露了一个
阴暗的、“病态”的急需救治的社会。这种“病态”的根本原因，在鲁迅看
来，并不是体质上的或环境方面的，而是精神上的。自 １９０６ 年他决定放弃医
学转而从事文学之时起，就一直不倦地通过文学以探求群众的“精神”内容
和深入揭示中国的“国民性”，这种努力左右着他对群众的看法。鲁迅探求
的结果虽然在他的许多著作里都可以找到，却最完整地表现在他最长的一篇
故事《阿 Ｑ 正传》中。
鲁迅在他这篇最著名的作品中并没有展示出一位强有力的个人英雄，而
是创造了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平庸人物——阿 Ｑ，普通人之中的最普通的
人，群众中的一张熟悉的面孔。因此阿 Ｑ 的传记可以了解为中国群众概括的
写照。阿 Ｑ 的许多缺点也为作为一国之民的中国人所共有，可以归纳为两种
压倒一切的反面品质：他的“精神胜利法”，一种自我欺骗的将失败转变为
② 鲁迅：《呐喊自序》，《呐喊》，第 10 页；英译文载杨宪益、戴乃迭译：《鲁迅小说选》，第 24 页。
① 夏志清：《小说史》，第 32 页。夏志清在第 42—46 页中还对《肥皂》和《离婚》作了深入的分析。
似乎是胜利的思想方法；和他甘愿作压迫的牺牲品的“奴隶性”。这两种品
质必然也就是中国的病根，是过去历史的遗产。鲁迅的意思是，历史上屡受
屈辱的经历，尤其是近时强大野蛮民族的侵略，在中国人的心理中灌注了一
种被动的、不假思索的听天安命的态度。因此说来可笑，阿 Ｑ 精神竟是完全
没有精神。
虽然阿 Ｑ 是群众的一幅镜子中的影像，他却为群众所疏远，由劳动者变
成了被社会所遗弃的人，在故事的最后三章里，阿 Ｑ 光成了“革命者”，然
后是一名“强盗”，而最后则是个被定罪的死囚。在“大团圆中”，他在群
众面前游街并被处决。他一生的最后经历就这样给辛亥革命的失败作出了可
悲的评语。①虽然为时已晚，阿 Ｑ 在临死时确实获得了某种觉悟，不过不是对
他自己的性格或者对革命的意义的觉悟，而是认识到了中国民众的真实性
格，正是那些看客们一直在迫害他，他们似乎是急于要吞食他的血肉，并且
已经在“咬他的灵魂”。他在不知不觉中让自己成了他们的牺牲品和祭神的
羔羊。
作为一个“熟睡的人”，阿 Ｑ 并不曾经历死亡的痛苦，尽管在临死时他
有了一点醒悟。但是当写到“较为清醒的人”——那些多半是知识分子的不
幸者，他们和阿 Ｑ 不同，他们身处熟睡的人群之中而又和他们很疏远，他们
奔走呼号——时，鲁迅对民众的教导经常渗透着同情和绝望的个人感情。这
些人物好像是从记忆的恶梦中浮现出来的，是鲁迅痛苦地“追忆逝去的时光”
的结果；他们体现了鲁迅自己和他内心的斗争。最重要的是，他们象征着鲁
迅赋予那些“较为清醒的人”，尤其是他自己的那种占据中心地位的哲理性
的两难处境：这些不幸的少数人由于有天赋的敏感和理解能力而惊醒过来的
时候，他们能从“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中找到什么意义呢？
《狂人日记》（中国第一篇现代短篇小说）的主人公是鲁迅的觉醒了的
知识分子中最早，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位。他可以被看作鲁迅在日本留学时
期最崇拜的“摩罗诗人”的“患精神病”的后代——一个叛逆者和新思想的
开创人，一切政治、宗教和道德的改革都是从这些新思想开始的。但是这种
英雄的姿态却因完全脱离群众而受到极大的限制，使得他对社会的影响几乎
等于零。他的过分敏感和探求精神成了疯癫的证据，并因此而受到迫害。正
因为这一点，他是孤立的，被周围“熟睡的”群众所排斥，成了他们的牺牲
品。
虽然鲁迅创造的这位知识分子英雄关于中国社会吃人的性质所提出的警
告，被当作疯子的呓语，他在日记的末尾却发出了清醒的呼吁：“救救孩子。”
但是在此后鲁迅的某些为现代知识分子所绘的肖像中，这样的训诲逐渐让位
于一种更加忧郁的倾向；愤怒的叛逆者被沉思的孤独者、痛苦的伤感主义者
和自杀的厌世者所取代。在三篇典型的带自传性的短篇小说中，鲁迅所描写
的“较为清醒的人”也逐步变得悲观，甚至几乎完全绝望了。
《故乡》里的那位说故事的知识分子，即鲁迅小说中的“我”，遇见了
他童年时代的朋友闰土，他已经从一个农村少年变成了饱经风霜、苦于多子
的中年人了。讲故事的人立即有一种深深的隔膜感，这不单是由于他和闰土
① 林毓生在深刻地分析这篇小说的时候指出，辛亥革命不但没有创造出任何正面的成果，反而使中国社会
里受到传统约束的邪恶势力泛滥起来。阿 Q 这个浑浑噩噩的“革命者”的死指出了一条不可避免的教训：
思想革命是中国改革的先决条件；见其《中国的意识危机》中关于鲁迅的一章。
之间社会地位的悬殊，也是由于时间的嘲弄将他以往的欢乐变成了今日的悲
伤。他清醒地看到自己已经不再能进入囚禁闰土的那个世界，也无力将过去
的朋友从中解放出来。因此他的孤寂是认同感被绝望所窒息的结果。仍然是
知识分子的洞察力，使得过去与现在的矛盾变得更加难以忍受。
《在酒楼上》的那位故事的讲述者，也同样在一家酒楼里和过去的朋友
不期而遇。两位朋友过去都有激进的理想，而现在又同样地意志消沉。因此，
当故事的讲述者听到他的朋友说起此次给他的弟弟迁葬和拜访老邻居的情景
时，他们相互之间的理解几乎完全一致：故事的讲述者和小说的主人公，实
际上可以看作鲁迅本人的两个艺术的再现。通过巧妙地安排两个人物之间的
交谈，鲁迅在小说里巧妙地进行了自己内心的对话。
鲁迅内心的矛盾在这个故事里并没有得到正面的解决。正如帕特里克？哈
南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在酒楼上》和《故乡》的中心思想，都是“不能实
现鲁迅那一代人为之献身的为社会服务的理想和道德的理想”；这牵涉到“个
人的良心甚至罪责的问题”。①《孤独者》是鲁迅小说中最伤感的一篇，其中
罪恶感和幻灭感进一步蜕变成自我厌恶和自我失败主义。小说的主人公魏连
殳经过了一连串的挫折之后，又参加了他祖母的葬礼，失去了生活中最后一
点亲属之情，他面临使一切厌世者苦恼的中心问题：生活中还有什么东西值
得为之活着？魏连殳在他的最后告别信中所作的回答很有启发性：
我失败了。先前，我自以为是失败者，现在知道那并不，现在才真是失
败者了。先前，还有人愿意我活几天，我自己也还想活几天的时候，活不下
去；现在，大可以无须了，然而要活下去……
……
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
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
你以为我发了疯么？你以为我成了英雄或伟人了么？不，不的。这事情很简单；我
近来已经做了杜师长的顾问……”①
这最后的讽刺语调使鲁迅的觉醒了的孤独者形象面对痛苦的结局。他已
经失去了天才的狂态，失去了孤独的英雄主义的气派，甚至失去了怪癖和玩
世不恭的傲慢。他自暴自弃，与世疏远，不受赏识，这种生活将他引向绝望
的尽头：通过自杀性的妥协行为——“无可挽救的死”——他加入了庸俗的
大众。
《孤独者》作于 １９２５ 年 １０ 月，正是鲁迅的消沉达到最低点的时候。但
是他没有跟随他的主人公，而是在此后的几年里逐渐从中解脱了出来，从政
治上走上献身“左翼”文学的道路。他生活中的这一阶段被称为上海时期（１９２８
—１９３６ 年）。他的这两部短篇小说集，代表了他在五四运动中最初的“呐喊”
和高潮过后随之而来的“彷徨”。为作为五四时期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