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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主义概念，而胡适自己 ２０ 世纪早期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又给他留下了现行民
主的愉快印象，甚至他还热情地接受了杜威关于真正民主的更先进的、批判
的看法。
按照杜威的看法，科学和民主是不可分的。依赖试验性的假设、应用于
研究“未可预断情况”的科学实验方法，意味着否定所有精神权威和预定的
教条——不管是宗教的，政治的，或形而上学的。因而它是维护自由的真正
基础。这种科学方法已非常成功地应用于自然，如果人们能互相协作，把科
学方法应用于人类社会和文化问题——这个领域仍然受到教条的绝对统治—
—的研究，那么，真正的自由和平等的目的就终将实现。因而可以想象，科
学知识通过教育普及全社会，将使人们有效地分析和处理他们共同的问题，
甚至调解他们之间相互冲突的利益。尽管杜威尖锐批判了只不过是形式的“政
治民主”和立宪主义，但他整个观点的前提似乎无疑是以共同接受立宪民主
作为“竞赛规则”。
虽然胡适似乎接受了杜威把科学作为方法论的看法，但他似乎完全疏忽
了作为哲学家的杜威提出的精深的认识论问题，而且他觉得完全有可能把杜
威的实用主义和简单的、教条主义的机械论－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结合起来。
①在这个领域里，他在很大程度上停留于严复和梁启超的传统，尽管他的自然
主义不带道－佛的色彩。再者，杜威在论述社会－政治问题时对“科学调查”
和教育的强调，他对“纯政治”的反对，似乎增强了胡适以前就有的倾向，
即认为中国混乱的、“荒唐的”政治冲突与中国真正的进步毫不相干。
① 胡适坚定地支持这种形而上学似乎遮住了他的眼睛，因而未对杜威后来关于宗教和审美经验的精深论述
作出任何反应。
杜威对科学知识和教育的强调，和整个新文化对改变精神生活的强调是
完全一致的。因此，当胡适 １９１７ 年返回中国时，他必然要和新文化运动发生
紧密的联系。他对语言改革的浓厚兴趣和新文化运动普及教育的目的完全一
致。他对新文学的兴趣既反映了个人对文学的强烈爱好，也反映了一种确信，
即文学具有感染力，是传播新思想的最有效的媒介。当我们回顾地评述他的
一生时，我们只能认为，他坚定地关注文学和学术，这反映了他个人的爱好，
无疑也反映了他真诚地相信“整理国故”是至关重要的文化任务。这并不是
说在那些年里他没有在著作中把大量的注意力集中于社会和政治问题，但是
他在极大的程度上无力影响政治事务的实际进程，因而他觉得把“科学知识”
运用于文化遗产的评论更切实可行。
当我们转而研究陈独秀时，我们发现，他最早提出“赛先生和德先生”
这一口号时，他对这两个范畴的看法和胡适有微妙的不同。他的性情不像胡
适，热情而急躁。他所受的西方影响主要来自法国，而不是来自英美，这一
事实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他对科学的看法，基本上是一种达尔文主义形而上
学的粗浅看法。科学是一种可以用来削弱传统道德价值的基础的腐蚀剂。进
化的力量在中国似乎一直完全陷入困境，这一事实使他不时极为沮丧，不过
和胡适一样，他基本上能把他的“科学”决定论和对知识精英的能力的强烈
信任结合起来。和胡适不同的是，作为一项一项实验的方法论的科学实证原
则并没有渗透进陈独秀意识的深处，因而他后来能够把科学一词从达尔文主
义转用于马克思主义，而没有丧失其明确表达的任何意义。
胡适关于科学方法的概念似乎使他对全面变革的革命观点的呼吁无动于
衷；而极力称赞法国革命是现代民主起源的陈独秀，尽管在 １９１９ 年以前的那
个时期他持彻底反政治的“文化”观点，但他可能本来就更容易受革命性变
革呼吁的影响。不过在他们两个密切合作的期间（１９１７—１９１９ 年），他们关
于个人和关于民主的种种要素的看法仍有许多相似之处。
鲁迅（周树人）是一个气质很不相同的人，后来成为现代中国最著名的
文学巨人。在他主要是作为文学家的一生中，他似乎对“黑暗势力”特别敏
感。在他的青年时代，他很容易地改信了进化论的信条，然而甚至在 １９１１
以前他就模糊地开始发生怀疑。他的个人家庭经历、他对中国民众的堕落和
“奴性”的深刻了解，甚至在 １９１１ 年以前似乎就已降低了他对进化力量能在
中国起作用的信心。他接触了尼采的著作，但这并没有使他转向真正的尼采
哲学，而是给他提供了奔放不羁的、英勇的、具有反抗精神的生动形象，也
就是反对多数人的“奴性”的形象。他一度沉溺于尼采－拜伦式的诗人英雄的
幼稚梦想，这样的英雄能够从精神的昏睡状态中唤醒人类。也可能正是尼采
和拜伦，使他很早就在一定程度上对西欧和美国的平凡的、“资产阶级的”
文化缺乏同感。尽管受到严复的影响，鲁迅对于许多西方文学作品的超然的
“现实主义”及其对人类道德生活的过分复杂的看法，对于西方专家治国的
思想倾向，也仍然很冷淡。
辛亥革命以后的形势使鲁迅碰了绝望之壁。他那种尼采式文学英雄有能
力塑造社会的幻想似乎很快消失了。他对中国糟糕的过去和现在的“全盘否
定”的形象化描绘，和他的“新文化”同行的描绘相比，如果有什么区别，
那就是更为阴暗。当代中国的残暴、腐化、奴性和虚伪并不表示传统社会准
则的衰落，就某种意义而言，实际上倒是这些破坏性的社会准则的表现。在
他的《狂人日记》中，他清楚地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吃人”的不仅仅是中
国的社会现实，这个社会的理想就是“吃人”的理想；甚至 １９１１ 年以前那个
时期的青年革命者也很快屈从于这种梦魇般压迫人的恶毒势力。鲁迅决定再
次开始写作，这是对新文化运动的“教育”目的的一种响应，但是似乎是一
种有高度怀疑的响应。
尽管鲁迅“全面”抨击传统观念，不过就他的文学创造力来说，中国过
去某些“反传统”的方面仍然强烈地吸引了他，指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可
是，他所注意的历史和胡适从中寻找“正宗”的历史是完全不同的。他所注
意的是南朝放荡不羁的“新道家”文人的历史，是民间志怪和传说的历史，
甚至是某些涉及个人私事的评价的历史。不过，这些诱人的方面似乎都没有
扭转鲁迅在整体上对文化遗产的否定。
五四及其影响
在论述 １９１９ 年 ５ 月一连串事件的影响时，我们在此将不详述无数新期刊
中表达出来的多种学说。在新文化的种种论题——尤其是对文化遗产的“全
盘”否定——的读者面扩大（已经在进行）的时期，五四只是标志了一个极
易引起争论的阶段。可是，很明显，其中大多数学说并不是新的。
就我们这里的论题来说，这一连串事件的主要影响之一，是它们牵涉到
对中国种种弊病作纯文化的分析判断。五四是一次政治行动，一次表面上有
效的政治上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行动。它甚至一度导致了一场群众运动（虽
然只有学生和城市一些阶层参加）。新文化的领袖们过去一直主要关注中国
国内的弊病。他们思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使他们基本上对帝国主义列强
的行为不作道德评价，也不把中国的种种弊病主要归因于外国。可是学生的
民族主义的急切希望和紧迫感，却迫使他们思想上的一些前辈把注意力暂时
从他们长期的文化努力转向当代中国政治的可悲状况。
甚至反政治的胡适也为五四事件所推动而重新评价他的态度。直接的影
响是增强了他的信心，令他高兴的是，似乎已在青年知识分子中进行的文化
改革或许不会向政治方面发展，而是发展成为“社会运动”。杜威本人于 １９１９
年来到中国，他自己注意到“学生”团体已在从事民众教育、社会服务、慈
善事业和活泼的思想讨论；①杜威鼓舞了胡适的信心。胡适曾谈到“民众要教
育，妇女要解放，学校要改革”。②似乎从一开始就有这样的假定，只要避开
１９１９ 年中国存在政治－军事势力这一难以对付的现实，上述所有目标都有可
能实现。不过到了 １９２２ 年夏季，胡适在他的友人丁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