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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过教育宣传和社会实践而不是通过学说上的革新。与它们之前的那些团
体比较，１９１１ 年后的这些团体对社会实践表现出高度的关心，这促使它们更
密切地注意其欧洲样板的组织工作。这从而导致除了国内型式的无政府主义
团体之外，又努力于政治上的建党和大众教育，在上海，还试图组织城市工
人。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之间的年代里，对无政府主义表示同情，把它当
作现代的大同理论，这在具有激进倾向的中国人中是普遍的。１９１７ 年以后，
这种同情扩展到了蔡元培校长领导下的北京大学，他鼓励思想自由，鼓励复
兴进德会和《新世纪》模式的工－读计划。相当多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成员，
包括毛泽东在内，回忆说，在 １９２０ 年后改信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前，无政府主
义在政治上曾经吸引过他们。甚至“共产主义”这个词，一直到那时，也普
遍地被理解为是无政府主义者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用语。①
因此，在 １９１９ 年之前，西方的社会主义传统主要是以无政府主义的而不
是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而为中国所知。朝向无政府主义使得中国人熟悉欧洲和
美洲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的基本轮廓，但只熟悉很少一部分社会主义的原始文
献，而且压倒一切地来自克鲁泡特金和他的同伴。在 １９１７ 年以前曾被改良
者、也同样被革命者附带地谈论过的马克思主义，是和不适于中国环境的议
会民主和工业生产情况下的欧洲社会民主和劳工运动相联系的。中国的社会
乌托邦主义者强调家庭关系的革命，这就提出了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主张；
把个人生活的改造当作革命过程中其他变革的一个原因，而不只是一个结
果。朝向无政府主义，在某些方面仍为后来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做了准备。
它使人们知道了与斯宾塞的理论相竞争的马克思主义式的历史阶段论，也使
人们知道了通过革命过程而起作用的关于变化的辩证观点。它培育了一种朴
素但却强烈的阶级意识，和对作为发展动因的普通民众的同情关注。此外，
依据中国社会乌托邦主义发生和发展的一种土生土长的激进主义观点，可以
更好地理解后来中国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所坚持的某些组成部分。它们
包括毛主义者所强调的文化方面的改造和个性改造，使之作为革命变革的自
主的源泉；他们不喜欢城市工业经济的理论解释而赞成农业村社的社会动
员；他们怀疑职务上的“界”会产生阶级差别；他们热衷于“自力更生”；
以及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他们需要依靠经过教化的人的能力作为变
革的动力，这既能导致跃进到太平盛世的乌托邦似努力的势头，也能导致经
① 《民声》，1—33（1913 年 8 月 20 日—1921 年 6 月 15 日）。
② 杨铨：《中国近三十年来之社会改造思想》，《东方杂志》，21。17（1924 年 9 月 10 日），第 53 页。
① 周策纵：《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革命，1915—1924 年》，第 97—98、224—225 页。
常发生的无法摆脱的对历史的倒退的恐惧。
新青年
１９１５ 年 ９ 月，一种由著名的激进主义者、人文学科教授陈独秀主编的杂
志《新青年》创刊。①它的出版正式开创了中国新文化运动，它汇集了形成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早期改良运动以来，关于进化宇宙论的思考的第三阶段的种
种思想。初期的改良者在 １８９５ 至 １９０５ 年间曾赞扬新的进步取向的宇宙观。
无政府主义者曾发展改良者的乌托邦想象，强调革命斗争以摧毁社会不平等
和儒家的仪式主义，作为达到个人幸福和社会乌托邦的手段。《新青年》的
作者们则以自然主义的科学语言来描述进化，而没有儒家道德的含义。但是
与此同时，他们认为“青年”本身的活力推动变革的进程，以一种新的基于
活力论的生物学的道德乐观主义来激励全人类。
不过，《新青年》在 １９１５ 年并不是从直接肯定这种乐观主义的进步哲学
着手。更确切地说，它最初是激进分子的工具，他们急于抵制他们所认为的
政治和文化中的倒退势力，这股倒退势力在袁世凯当总统时蹒跚而行的共和
政体实验中，变得更加强大，而在袁死后又成为相互斗争的军阀的抵押品。
但是，受围攻的激进的现代主义者开展来作为防御性反击的这一冒险事业，
却取得了势头，因为许许多多在帝国以后的环境中受教育的现实中的“新青
年”，聚集在了《新青年》提倡科学、民主、文学革命以及青年和妇女反抗
的口号之下。到了 １９１９ 年，学生运动的战斗性和北京院校领导及其他大学的
保守主义者的明显溃败，使人们有理由相信，新文化正在变为现实。这一年
学生领导的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北京军阀政府的五四示威表明，作为进步政
治力量的被动员起来的觉醒了的民众终于出现，成为相互补充的力量。国内
这种变化的加快，国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尤其是在俄国革命时，也有
相应的情况。到 １９２０ 年，陈独秀和他在《新青年》的亲密合作者，哲学家、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宣称他们改信马克思主义，并把这一杂志改变
成新出现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宣传工具。关于中国和世界历史的理想的希
望之火，这时又在一种新思想体系中，重新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本身打下基
础，使它能回顾性地认可这样一种意见，新青年运动事实上标志着这个时代
另一个伟大的变革。
在 １９１５ 年 ９ 月《新青年》创刊时，陈独秀和他的合作者们对于进化在很
大程度上都持悲观主义态度，在民国初年，悲观主义使正在出现的新传统拥
护者和立宪主义者感到气馁。《新青年》并不凭纯粹想象的跃进来想象出无
政府主义式的理想的替换物，而是冷静地专注于中国的文化落后及其给当代
政治造成的威胁。他们也具有那时常见的关于进化的社会学观点，断定社会
风俗、道德和民族心理对政治变化有决定性影响。他们与梁启超和其他“国
性”的分析者一样，关心如何克服社会组织各部分之间不相适应的脱节现象。
因此，《新青年》反对文化落后的运动，首先是间接地作为在政治上与君主
复辟进行斗争的手段而被提出来。这一杂志最著名的对家族主义的批判者吴
虞认为，中国历史上无力摆脱专制主义主要是由于宗法习俗，与此同时，陈
独秀自己在同康有为的连续论战中，提出了类似的反对儒家道德的论点，在
袁世凯的独裁政治下儒家道德成了保守主义者控制政治的工具。①
① 《新青年》，1915 年 9 月—1926 年 7 月，重印本 14 卷（东京，1962 年）。
① 郭新同（音）：《儒学的两种面貌：20 世纪第二个十年间和 70 年代反复辟理论的比较研究》，提交儒
然而，这种工具主义论点——到 １９１５ 年，这种论点对温和主义者的文化
改革主张是重要的——在陈独秀的思考中只起次要的作用。他的出发点是对
科学的一种新信仰，不仅相信改革方式是自然主义哲学的一种表现形式，而
且相信改革方式是验证自然和社会真理标准的一种实证主义的验证方法。梁
启超在为“国性”进行辩护中，提倡在他视作儒家道德品格理想的参数之内
的文化适应，并以一种日益增长的不快来看待对进化的自然主义的解释。但
是陈却把科学当作一个实证过程，这个过程强迫人们把自然主义的宇宙既作
为事实又作为价值观来接受。陈独秀不像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那样，仍然认
为意识与在精神方面反映经验的真“心”有联系，他是在生理学的心理基础
之上谈意识，并认为人只是生物学上的和社会的有机组织。否定历史进化与
宇宙论的进程相联系，这意味着陈独秀在现世主义和脱离圣人的人格理想方
面代表了他这一代人的极端观点。因此，他和《新青年》有拥护“全盘西化”
的名声。②
当然，陈独秀的科学主义世界观并不像他要使他的读者相信的那样，彻
底根除了继承来的信念和道德态度。的确，他是最早以一种几乎摆脱了传统
哲学概念的日常用语表达其思想的人之一，因此，避免了频繁改进以及以新
理性主义的外衣来表述传统形而上学信条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伎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