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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并未就此罢休。
他偕孙科、张发奎等于7月28日夜离汉口赴九江，上庐山召集朱培德、黄琪翔等开会，密商加紧“清共”，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馆，并逮捕其负责人；同时在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通缉恽代英、廖乾吾、高语罕等人。
叶剑英在庐山上得知敌情，便连夜派人下山通知廖乾吾，廖及时转告恽代英、高语罕等。
他们迅速离开九江，到南昌参加起义。
8月1日凌晨，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的、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爆发了。
起义后，担任总指挥的贺龙亲自打电话给在九江的叶剑英，通报南昌发生的这一重大事件。
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叶剑英为此感到欢欣鼓舞。
他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曙光，准备投入新的战斗。
南昌起义使国民党反动派惊恐万状。
南京的蒋介石和武汉的汪精卫都急忙下令调集各路兵马，大兴###之师，妄图把起义军消灭在摇篮里。
武汉政府迭次电令朱培德、张发奎速调赣东、赣南各处驻军“进剿”，“肃清南昌共产党”，将贺龙、叶挺等“叛乱附逆”“一体缉拿”，“务获元凶”。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二篇（7）
张发奎闻变，亲率十一军军长朱晖日乘火车由九江至马回岭，企图阻止二十五师参加暴动。
不料该师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已率部起义，正在向南昌开进途中。
与张发奎等机遇，将其卫队全部缴械。
张发奎和朱晖日狼狈不堪，只好步行返回九江。
张发奎返九江后，立即召集黄琪翔、朱晖日、叶剑英等高级军官开会，商讨对策。
会议气氛十分紧张。
张发奎大发雷霆，认为叶挺、贺龙公然叛变，于公谊私情，均不可谅解。
朱晖日主张立即派兵追击。
叶剑英感到事态严重，如果听任张发奎追击起义军，其后果不堪设想。
他从维护起义军的立场出发，力主不追。
他分析战局说，贺、叶已撤离南昌，南下广东。
广东李济深必不相容而派兵出击，广州城防随之空虚，这正是我们南下广东的大好时机，如我军打起“援师讨逆”的旗号，直趋广州，比尾追贺、叶要胜一筹。
而尾追贺、叶，徒耗兵力，我军仍无立足之地，又怎样实现总理遗训，重新北伐呢？张发奎觉得叶剑英对局势的分析颇有道理。
而他要尾追，并非出于本心，本来也是想借机南下广东，扩充实力，别有所图。
再者，贺、叶参加南昌起义，使他的二方面军损失过半。
自知靠尚存的1万余兵力来对付贺、叶的两万多“叛军”，难操胜券。
因此，他采纳叶剑英的意见，放弃尾追贺、叶的计划。
张发奎趁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郭沫若要求去南昌之机，嘱郭向南昌起义统帅部转达四点希望：“第一，我希望他们尽速退出南昌，因为我的部队也要到南昌去，免致发生冲突。
第二，我听说他们要回广东，我希望他们去东江，不要去赣南，因为我的部队要走赣南回广东，免致发生冲突。
第三，河水不犯井水，我们彼此不相干犯，我希望革命委员会以后不要再用我张发奎的名义，做傀儡我不来。
第四，我对政工人员一律以礼遣散，希望他们不要伤害了我的人。”
郭沫若请张发奎亲笔写下这个意见，便同李一氓、阳翰笙等人离开九江去南昌。
张发奎怕有通共之嫌，又虚张声势，派兵追赶起义军，以敷衍武汉政府。
直到8月5日，才电告武汉政府，谓“奉令追剿，已经星夜分途出发，现先头部队将抵南昌”。
实际上，追抵南昌后，又拖延时日，待贺、叶部队进兵临川、宜黄时，才派兵追赶。
后来张的“追兵”，与起义军又“嗣忽分途”，改向南雄。
出现这样“追而又舍”的局面，正是叶剑英向张献计、“力主不追”的结果。
这样，就使南昌起义军摆脱了一部追兵，从而迅速打开南下通道，直下潮梅，与彭湃的农民军汇合，保存了部分革命武装。
按照中###组织的决定，原计划还有一支武装力量参加南昌起义，即中央军政学校武汉分校的干部和学员。
“七一五”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国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指挥唐生智欲借该校到洪山野外演习之机，将其秘密围歼。
时任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得知消息后，立即建议张发奎出面，制止了这一阴谋，并将该校解散，组建为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
全团有100多名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并有秘密党组织，是当时少有的革命武装力量。
教导团党代表陈毅率该团赴南昌，准备参加起义，中途受阻，直到8月4日全团才乘船赶到九江。
张发奎突然下令缴械、“清党”。
这时陈毅身份已经暴露，他连夜召集党的会议，决定：除秘密党员留下外，已暴露身份的党员迅速转移。
陈毅带特务连长萧劲奔南昌。
师生们纷纷走散。
叶剑英见此情景，十分焦虑。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二篇（8）
他感到，教导团是我党掌握的一支很强的武装力量，南昌起义后尚未暴露，且都是革命骨干，乃是宝中之宝。
一定要想法保存下来，整顿好，交给党使用。
他利用自己的合法地位和张发奎、黄琪翔对其信任的有利条件，主动到团里找教员和学员们谈话，做了许多鼓励工作，使大家安定下来。
随后，又找张发奎“毛遂自荐”，兼任了教导团团长。
叶剑英上任后，亲自到团里了解情况，耐心劝导师生。
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使已走散的师生纷纷归来，重新集合起2000余人。
叶剑英向张发奎要来枪支子弹武装全团，稍事整顿，即率团随军开赴南昌。
不料，到南昌后，朱培德散布教导团是“赤子赤孙”，并向张发奎提出对其缴械、“清党”的要求。
在危难中，叶剑英挺身而出，团结全团师生努力抗争，保住了这支革命武装。
叶剑英一手带出来的第四军教导团后来成了广州起义的主力军。
他回忆教导团成长壮大的艰险历程说：“教导团是很好的队伍。
到海陆丰，一个兵就是一个兵，如果调到湖南，一个兵可以当一个连长。
后来到江西时，毛泽东同志知道教导团的情况后说，呀！可惜了，一千多人，到这里来就好了。”
四、“红旗飘上越王台”
南昌起义失败，中国革命陷入更大的低潮。
叶剑英从一个逆境落入另一个逆境，接受新的考验。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掀起新的革命高潮，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讨论国共两党关系、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问题，坚决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八七”会议期间，担任国民党革命军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兼教导团长的叶剑英，正在率领教导团南下行军途中。
一直到会议结束，他和教导团的党员同志仍在边远的崎岖山路上艰苦行军，未能听到正式传达，只是听到一些传闻。
过一段时间才听到会议号召武装暴动的确切消息。
“打回广州，再次北伐，建立新中国。”
这个革命思想，自从大革命失败以后，就在叶剑英的脑海里萦回，并且默默地为实现它而奋斗着。
他反复向全团师生灌输这个思想，得到了大家的拥护，更坚定了他的革命信心。
队伍进驻万安，在这个江西水乡小镇上，中共教导团的党组织内部在武装暴动问题上，发生了一场争论。
一天夜里，党的负责人唐维和王侃予、李人一等召开秘密会议，邀请叶剑英列席。
这是他第一次在教导团参加党的会议。
会议在一所隐蔽的小屋里紧张地进行着。
当讨论到何时何地举行暴动问题时，党员王侃予和李人一等几个人都提出在万安就地暴动，唐维也倾向于此，最后征求叶剑英团长的意见。
要不要在万安暴动？眼前摆着这个难题。
叶剑英明明白白不同意，但想到自己是个###员，又不是委员，不便于骤然否定多数人的意见，遂以商量的口气说：“我不是不主张暴动，问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