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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护武汉政府，跟着武汉走！”他当众宣读致武汉国民政府的电文，表示“至诚拥护中央反对蒋介石”，通电全国。
他把电文交给秘书发走后，又向大家说：“弟兄们，从即日起，本师长正式宣布辞职，暂由参谋长代行视事。
至于诸位的前程如何打算？我不敢预卜。
但我希望诸位振作精神，谨遵总理遗嘱，革命到底！人各有志，我决不勉强。
愿意革命的，拥护武汉政府的留下；拥护蒋介石，想去南京的，也请自便好了。”
在场的官兵，多数人表态愿意跟师长干革命，留在二师，听武汉政府的号令。
右派军官团长徐宝鼎、夏楚钟等少数人表示反对，当即退出会场。
叶剑英看到这种情形，颇有感慨地说：“看来我们这个部队是一支正义之师，我们的军官大多数是革命的！”大家热烈鼓掌。
叶剑英的反蒋电文，在当时的政界和军界引起震动。
有人几次报告蒋介石，但蒋犹然不信。
在他心目中，叶剑英是讲交情的人，不会反对他。
那份电文即使真是叶剑英发的，也是共产党背后捣鬼。
他交代侍从室查问明白。
通电反蒋之后，吉安师的右派军官和“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激烈反对叶剑英，并与当地右派势力勾结起来，准备闹事。
叶剑英同魏燮元等左派军官紧急秘密磋商，决定稳住全师官兵，迅速派出可靠人员分头袭击、扣押右派军官，收缴枪械；完成任务后，举行誓师大会，迅速编成四个团，取道赣北，向北进发，投靠武汉革命政府。
队伍开拔之前，左派军官和叶剑英商定借给师长祝贺生日和一位军官结婚的名义，在师部驻地学校的后花园，摆酒###，联络感情，交换情报，议论军机。
大家频频举杯向叶剑英敬酒祝贺。
叶剑英举杯回敬：“谢谢诸位，现在天下未定，大家可不能纸醉金迷，头脑要清醒啊！”叶剑英趁机和进步的军官张克、刘世璋、陈世光等悄悄交换意见，耐心地开导，争取更多的人赞同起义，部署二师暴动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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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二篇（3）
有的团长怕举事不成，说：“师座，还是带我们一起走吧！”叶剑英示之以缓，劝阻说：“事不宜急，等一等，看看再说。”
宴会后，大家留影纪念。
叶剑英当“导演”给大家拍照，有两张珍贵照片至今仍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
数日后，叶剑英一行化装秘密起程北上。
叶剑英走后，二师左派军官成立了“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于5月6日通电讨蒋，电文首载于《汉口民国日报》。
通电发出后，遭到右派激烈反对，双方剑拔弩张，二师陷于分裂状态。
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经过多方面酝酿，紧急磋商，于5月13日举行了武装暴动。
左派军官们逮捕了反动军官，控制了部队。
暴动以后，“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致电武汉国民政府报捷：“全师反动分子暗中猖獗。
（职等）于本月13日夜，协同农工群众将本师反动分子肃清，从此绝对拥护中央，打倒蒋介石。”
20日，在城内中山广场召开军民联欢庆祝大会。
出席大会的有士兵，有工人、农民，也有普通市民数千人，群情激昂，口号声、歌声连成一片，气势很盛。
但是右派军官组织暴徒突然向群众开枪，进行反扑，当场打死兵民十余人，造成极大混乱。
不久，朱培德派杨竹轩、杨如轩两个师包围暴动的新编二师，被缴械改编。
蒋介石得知新编二师暴动的消息，大为恼火，立即让下属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起草了呈文：“前新编第二师代理师长叶剑英，率师驻次吉安，勾结共产分子，阴（谋）叛党，竟于5月13日鼓动该师学生队及师部监护队，勾结当地农民自卫军，将该师忠实部队逼令缴械，并将忠实官佐逮捕监禁。
该师长叶剑英及跨党分子张克等倒行逆施，谋叛党国，即通令各军一体严缉惩办，拟请准该逆等一体开除党籍。”
7月28日，南京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第十七次常务会议，决定将叶剑英等“永远开除”国民党党籍并予以通缉。
蒋介石虽然“开除”了叶剑英，但他一直欣赏并企图拉回这个年轻有为、文武双全的将领，据传他曾向亲信交代，抓住共产党有两个人不要杀，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叶剑英。
二、迎着反革命逆流，加入中国共产党
4月中旬，叶剑英一行，经南昌、九江，登临庐山，转道武汉。
武汉国民政府在共产党的推动下，继续推行三大政策，坚持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斗争，成立了以毛泽东、邓演达、谭平山等五人为委员的全国土地委员会和农###动讲习所，在广大农村开展惩治土豪劣绅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斗争。
这是好的一面，另一方面，武汉政府成分不纯，内部矛盾重重，外部四面楚歌：一是帝国主义分子和封建军阀势力的阴谋破坏，制造事端；二是蒋介石占据东南诸省，同四川军阀杨森遥相呼应，从东、南、西三面包围武汉。
三是奉系军阀张作霖从北方窥伺，随时准备进攻。
几股反动势力勾结起来，对武汉实行军事压迫和经济封锁，使武汉三镇陷入严重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危机之中。
在这种艰难复杂的境况中，叶剑英在武汉急于寻找共产党，但党已经转到地下，一时又找不到。
进退维谷，迷茫徘徊。
最后为了找个落脚点，他应第四军“铁军”军长张发奎之约，来到第四军军部帮助工作，随后又参加了第二次北伐。
6月1日，国民革命军在河南击退奉军之后，叶剑英随师返回武汉，正式被任命为第四军参谋长。
可喜的是，他在第四军军部有机会结交更多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思想日趋进步。
形势逆转。
武汉国民政府每况愈下。
一些对工农运动怀有刻骨仇恨的将领夏斗寅等，在南京当局的诱使下，开始投降蒋介石，公开发动叛变，进攻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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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二篇（4）
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朱培德在江西大肆屠杀工农群众。
而被武汉国民政府刚刚任命的河南省政府主席冯玉祥，竟与蒋介石称兄道弟，决定###、反苏，致电汪精卫、谭延等，要求宁汉携手，共同北伐。
武汉政府主席汪精卫早已向蒋介石暗送秋波，接到电报后，更加坚定“分共”的决心，投靠蒋介石。
宁汉合流的趋势已定，国共合作的局面破裂。
在革命新危机面前，每个革命战士都面临着新的考验，交出新的答卷。
叶剑英日益感到，汪精卫靠不住，冯玉祥靠不住，最后连“左派”将领张发奎越来越向右转，也靠不住了。
只有共产党真心真意为工农大众谋福利，只有依靠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把革命进行到底。
因此，他更加坚定了找共产党的决心。
一种渴望投入共产党的怀抱的强烈愿望，一种渴求在共产党领导下重新投入火热斗争的激情冲动，使他浑身热血沸腾。
但是此时此刻，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去投靠共产党，要冒很大风险。
“道路艰险何所惧，只身偏向虎山行。”
尽管前进道路布满荆棘，但动摇不了他救国救民的初衷。
他决心走出逆境，继续寻找共产党。
到哪里去找共产党呢？即使找得到共产党，党能够吸收吗？过去申请入党，不是遭到拒绝了吗？尽管被戴上过“蒋介石嫡系军官”的帽子，被诬为“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但他始终没有放弃找党入党的念头。
当时武汉不少左派革命者想留学苏联，或到其他欧美国家去深造。
叶剑英带着对共产主义的向往，也想到列宁的故乡去。
但是，怎样才能去呢？他想到了与苏联有联系的老相识邓演达。
邓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是国民政府的风云人物。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主持召开武汉30万人的群众大会，声讨蒋介石。
蒋介石派人拉拢不成，就通电解散邓演达为主任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
邓演达对大革命深感失望，又因遭到排挤，也心灰意冷，正在考虑出洋问题。
就在这时，叶剑英找到他，向他倾述了自己的内心矛盾和革命愿望，请求他介绍到苏联去学习。
但是，经过交谈，知道邓演达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