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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折戏。
肥胖的弘光帝目光迷离，不停举杯入口。随着美酒杯杯落肚，他的呼吸越来越重。忽然之间，这位刚才还是“戏剧审美大家”的皇帝忽然站起，顿时从一名欣赏者变成了强奸犯。他三下五除二撕去正在随乐声甩袖舞唱的那对年幼男女身上的纱衣，全然不顾周遭十几位乐工和大臣阮大铖在场，开始当众蹂躏两个孩子。诸乐工深深垂头，默惧如僵尸。
大胡子阮大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那不易被人察觉的嘴角抽搐了一下：可惜了，两个优伶辛苦培养了近两年，一下子就完了。不过，“兵部尚书”的一顶官帽，能把一切皆抵消掉。
“我醉欲眠，爱卿且去。”泄欲后的弘光帝长吁了一口气。他深饮一巨觥，向阮大铖挥了挥手……
惨淡月亮下，殿门两端的长幅木刻柱联依稀可辨：万事不如杯在手，今生几次月当头。字体遒劲有力，苍然中透出一股秀媚，那是弘光帝大学士王铎的手迹。
雄鸡一唱天下白？
——崇祯帝死后的时局
1644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个非常奇怪的年份。在这一年里，总共有###帝王的年号存在：大明崇祯十七年，大清顺治元年，大顺永昌元年。
这一年的阴历三月十九日，崇祯皇帝自杀，二百七十七年的大明朝，轰然落下了它沉重的帷幕。但是，###的结束，没有完全结束这个王朝的历史宿命。
对于攻入北京的“新天子”李自成而言，历史曾经向他展示出无比灿烂的笑脸：首先，人心可用。在北京的数千大明官员中，自尽殉节的只有寥寥三十人不到，衣冠士人，叛降如云。其次，几乎整个中原地区，全部落入大顺农民军之手。不仅明朝山海关总兵高第已经接受招降，除了辽东尚为满人所占之外，淮河、秦岭以北的前明军队，绝大部分放械归降。
改朝换代，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独眼龙李自成，仅仅差半步，就会成为新的刘邦或新的朱元璋。历史的事实证明，由于他个人素质方面存在着不可弥补的缺欠，丧失了由千百万偶然性的砖石堆砌的必然机会。
李自成及其手下，没有任何远大的、正确的政治眼光。在明朝的象征人物崇祯帝死亡后，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意识到迫在眉睫的危险日益临近。山海关外，满洲铁骑已经跃然成为关外任何一个汉族政权的最大的敌人。明朝的亡国，恰恰是败在两面作战的消耗当中。新兴的大顺政权如果能迅速收拾人心，挥转矛头，以新王朝乍起之锐，凭借雄关坚墙，完全可以把清军抵挡在长城以外。运气加上决心，李自成很有可能重新上演大唐王朝李世民最终击灭突厥那样的历史大剧。
短视的大顺政权，自上而下，没有一个人能意识到关外那个从未正面交过手的异族政权的危险性。在北京城内，大顺旗帜飘扬，可惜他们并无任何有利于当地人民士绅的减免赋税以及用人惟才的举动，而是大肆“追赃”，毒掠士民，以助军饷。
巨大的失望，弥漫在无数北京和各地渴望新朝新气象的人们心中。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大顺政权丝毫不懂得“统一战线”，把一个又一个士绅和读书人推入自己敌人的怀抱。
最让人感到慨叹的，是李自成等人在军事上的透底无能。近在几百里以外的清军部队，大顺军好像从未意识到他们的存在。
当时，大顺军最主要的力量，除了北京地区的十余万人以外，非常多的部队都分散在西北、河南、荆襄、山西、山东等地。最重要的京东地区，竟然没有一支雄师拱卫。李自成在西北不少地方留下了自己的嫡系人马守卫，对于关乎一个与中原王朝命运攸关的山海关，却表现出十足的淡漠。明朝的山海关总兵高第投降后，他仅仅派出另一个明朝降将唐通率领不到一万人马前去接管防备，同时下令同清军作战最有经验的吴三桂入京“觐见”。
即使吴三桂不降清，乖乖入京成为玉食囚徒，松包蛋唐通也远非镇守山海关之才。
清朝，在李自成心目中，可能只是一个多次来信约攻明朝分肥的化外蛮邦。大顺政权对他们的态度，不是基本不了解，而是完全不知情。
历史的天平，终于在关键时刻发生了陡然的倾斜。
白皙通侯最少年
——关键人物吴三桂
一般的史书，包括根据“史实”改编的文学作品，都言之凿凿地相信如下事实：北京崇祯帝上吊后，吴三桂已经完全接受李自成的招降，并亲自率兵马往北京方向进发，欲“觐见新主”。中途，他听说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大将刘宗敏所掠，又闻其父吴襄被拷打拘赃，登时冲冠一怒为红颜，带兵掉头扑转山海关，首先击败老同事唐通，然后联合另一个老同事高第，举兵宣布反对李自成的大顺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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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向江南争半壁（2）
事实果真如此吗？
其实，在崇祯帝死之后的几年间，社会上从未有过吴三桂投降李自成的传闻，倒是曾经反清的夏允彝（夏完淳之父）还在《幸存录》中言之凿凿地为他维护过：“（吴）三桂年少勇冠三军，边帅莫之及。闯寇（李自成）所以诱其甚至，（吴）三桂终不从。”
而且，崇祯帝死后一直住在北京的士大夫，皆没有吴三桂投降李自成一说。比如著《崇祯甲申燕都纪变实录》的钱邦芑，也讲过吴三桂之父写信招降其子被拒绝的情况：“贼（农民军）挟其父手书招之，三桂得书不发，入拜谢父，咬破中指，扯裂家书，随约王永吉借清兵十万，以图恢复。”夏允彝、钱邦芑二人，皆是生活在北京被攻陷之时的大明朝。如有吴三桂投降李自成一事，他们自然会大加渲染。
最详细记载吴三桂对李自成降而复叛的，是钱轵的《甲申传信录》，但此书成书于顺治十年，原文如下：
三月，（明廷）廷议撤宁远镇，并调吴三桂剿秦寇，封三桂西平伯，上（崇祯）手敕谕之。（吴）三桂方奉诏，未及行，而闯寇已陷京师矣。闯（贼）入，各镇将皆降，三桂道未通，闯（贼）令诸将各发书招三桂，又令其父（吴）襄亦书谕，使速降。三桂统众入关，至永平西沙河驿，闻其父为贼刑掠且甚。三桂怒，遂从沙河驿纵兵大掠而东，所过糜烂。（吴三桂）顿兵山海城，益募兵议复京师。
即使在这部书中，作者也没指明吴三桂是接到父亲书信后前往北京投降，只讲他“统众入关”，往北京方向行动，更没有言及他“冲冠一怒为红颜”的事情。
顺治十二年，历史大家谈迁入京修《国榷》，也没有采纳吴三桂投降李自成之说，反而这样写吴三桂：吴三桂上书其父，“父既不能为忠臣，三桂亦安能为孝子，三桂与父诀，请自今日！”义正辞严，很有郑成功斥其父郑芝龙之风。
再后，自己也加入降官行列的吴伟业作《圆圆曲》，诋嘲吴三桂为女人而“冲冠一怒”，也没说他带兵去向李自成投降。有人可能说，诗中纪事，自然不可能太按照实际去写。但是，吴伟业的笔记《绥寇纪略》，依旧没有记录吴三桂有降闯之事。
所以，当时和稍后严谨的史家，如谷应泰、张岱等人，均在著作中不收吴三桂降闯之说。
至于《流寇志》、《吴三桂纪略》等笔记小说中所载只言片语吴三桂降闯的内容，也没有什么枝叶可寻，只可当作“小说家言”。
乾隆时期修成的《明史》，是清朝官方钦定的史学著作，只讲吴三桂对李自成“欲降”，突出他因爱妾陈圆圆被劫所生的愤恨，并不讲他投降过李自成。
真正大肆宣扬吴三桂投降李自成之说的，是爆发“三藩之乱”后的康熙时期。当时，为了暴露吴三桂的“大奸大恶”以显示其发动叛乱的非正义性，康熙帝在诏旨中大骂吴三桂“委身从贼”，目的完全是政治宣传。清方的主要目的，是要把吴三桂塑造成一个反复无常、惟利是图的道德小人。
其实，只要看过多尔衮在顺治元年（1644年）击败李自成后向小皇帝所上的报告，就可以明显见出吴三桂根本没向李自成降过：“（李自成）于三月二十二日僭称帝，遣人招降（吴）三桂，三桂不从，随自永平返据山海关。”
也正是“三藩之乱”被平灭后，众恶归焉，加之吴三桂此人人品确实很差，众口铄金，《庭闻录》、《圆圆传》、《四王合传》等笔记小说纷纷渲染吴三桂先降李自成而后为爱妾降而复叛的事情，渐渐的，传闻、小说，就变成了信史。成王败寇，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