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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因此清楚地看到了一个事实：在那个专制时代，一个人不仅可能因思想言论获罪，连年轻人最起码最基本的生活权利都受到干涉和侵害。人的个性遭到压抑，友谊、亲情、爱情、聚会——都被禁忌排斥，都被指控为资产阶级的腐朽行为。人们只能生活在一个模子里，汇聚到一个组织中，只允许爱领袖一个人，只允许把思想统一到一个头脑里。这就是档案活生生地展示的那个时代政治管制的一大特点。
最为人们悲叹的，是档案中辑录的大量所谓“坦白材料”“检举材料”“交代材料”“揭发材料”“汇报材料”——有的是在“反胡风”和“反右”运动中，我和我的朋友们在压力下无奈地写的揭发和交代材料，有的是我所在单位的一些同事为表现政治积极，对我的攻击和陷害；有的是在劳教队里，囚徒之间的互相攻击和撕咬。看起来这都是一些个人的举动，实质上都是在所谓组织的驱使胁迫下进行的。这是那个时代的一种特殊的政治管治方法，普遍运用在政治运动中。今天你整了我，到了明天，你也一样沦为被整者，在我的档案中留下了名字的那些曾经是运动的领导人和积极分子们，到后来的“文革”中，几乎无一幸免地遭受了更为悲惨的结局。人们会问：把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之间搞得这样四分五裂、互相仇恨、人人自危，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档案中记录的1959年“大跃进”以后的三年大饥馑岁月，劳教右派们所经受的苦难、折磨和死亡的悲剧，使人们惊骇和心灵震颤。一些文章引用我经历的那个“两个窝窝头事件”，来论述在那个残酷的生存环境中对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人格尊严的践踏和摧残。那是在1960年冬天饥饿的日子里，一次由我为大家打饭。恰好有一人没来，多余了两个窝窝头，我没有及时送回伙房，我确实有过吃掉它们的念头，但我又不敢吃。正在这时，管教干部发现了这两个没有退回的窝窝头，对我进行追问。我立即作了口头检查。他不罢手，又召开小组会，发动劳教犯对我揭发批判，再责令我写出书面检查。在那个大饥饿的1960年的除夕之夜，监舍铁门外站着荷枪的警卫，我便在昏暗的灯光下，趴在炕沿上，一字一字地鞭挞自己的灵魂，坦白交代自己内心深处的犯罪苗头，批判自己的“可耻”“恶劣”“贪婪”，一直到“反人民”的阶级本性，再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批判到剥削阶级的剥削意识——小组会的批判记录和我的这篇检查，都作为罪证装在我的档案里，我的这篇检查用密密麻麻的小字写了四页，前三页收在《一纸苍凉》里，最后一页现在也在丽江保存的这册档案里发现了。
一位评论家看了这些材料后写道：“读到这里，人们怎能不为之悚然？从这个小小的荒诞剧，大致可以想象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空间。对于不曾在那个环境里生活过的人，当然是不能真切体验和想象得到的。所以当你们研究或评论这段历史时，请对这些受尽苦难的人给予更多的理解，不要讥笑他们的软弱和屈从，责难他们的无所作为。”（丹晨：《为了明天——关于杜高的〈又见昨天〉》）
这就是我在前面说过的使我深受感动的当代人的理性和良善的心。
经过了长期的囚禁、摧残和折磨，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一个有尊严的人，终于被扭曲、虐杀，被可怕的政治车轮碾成碎片。在我的档案中，人们读到最多的文字，是长篇累牍地“向毛主席请罪”“求毛主席宽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这一类的自我批判，也就是人们说的“匍匐在改造者的脚下，辱骂自己，表示悔改，颂谀天王圣明，感激领袖隆恩”的奴隶式的表白。这些文字是个人迷信时代的产物，只有当我发誓做一个奴隶，才赐给了我那张解除劳教的批示表。
我说过，经过了十二年高墙电网下的强制改造，我已经不再是“我”。我从一个生气蓬勃的青年变成了“一个世故的人，一个学会了应付周围环境的人，一个没有表情的人，一个被贫穷折磨得衰老的人，一个外表显得老实可怜而内心一直在用力压抑着情感的人，一个虚假的人”。（《又见昨天》193页）
在当权者看来，这也许就是思想改造的“胜利”；而对于一个人，则是自我的彻底毁灭。
一个历史时代的本质就是这样决定着一个知识分子的人生命运。我不是五十五万个右派中遭遇最惨的人，比我悲惨的人何止千万，他们的档案都被烧光了吗？我们应该寻找更多的“历史的证词”，把它们留给后代。
五十年后的今天，历史的天空仍在回响着五十年前有识之士呼喊民主、自由和法制的声音，只是今天的民主理念和诉求更具有现代形态。中国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们，理应站在新世纪的高度深刻反思历史，推动中国向民主化的方向更快地进步。
但是由于中国文化传统缺乏忏悔理性，中国的政治家们向来把忏悔看成耻辱，缺乏承认自己的历史错误的勇气，他们决不肯向受害者道歉。由此更显示出今天这个研讨会的意义，希望它对中国的历史反思和政治文明的进步产生积极影响。
《又见昨天》出版后，一位很有见地的女作家张抗抗写了一篇文章，她在文末写了这样一段话：“这本书尤其让我们警觉：一个不善于在‘今天’拷问‘昨天’的民族，是没有‘明天’的。”
她说得多么好啊，请允许我借用她的这段话结束我的发言。
谢谢各位。
（2007年6月29日在一次关于“中国当代
知识分子的命运研讨会”上的发言）
失败的“剧本创作室”
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是一个喜庆的日子，也是一个唤起人们历史记忆和促使人们沉入历史反思的日子。在这六十年中，我们经历了两个不同命运的三十年。没有前一个三十年的灾难和痛苦，也就不会有第二个三十年的觉醒和进步。因此，我们应该相信，历史的记忆往往是历史进步的动力，忘却则意味着倒退。
记得在1953年初，文化部决定成立一个剧本创作室，将所属的几个剧院的剧作家集中起来，加强对戏剧创作的领导。这个创作室以原中央戏剧学院创作室人员为核心，再加上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中央歌剧院和其他单位调来的几位创作干部。戏剧学院创作室人员最多，力量最强，大多是从延安和老区来的党员作家，主要成员有：贺敬之、赵寻、蓝光、贾克、刘沧浪、鲁煤、乔羽、张篷、李悦之、王命夫、黄悌、李建庆、杨哲民等；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室的成员则有李之华、路翎、汪明、李维时、杜高；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调来的是在延安写过儿童剧的范景宇、刘莎夫妇；中央歌剧院调来的是歌剧作家海啸和前辈作家安娥，再加上铁路文工团的胡丹沸。。tenluo
从这个名单可以看出，创作室包括了话剧作家、歌剧作家、儿童剧作家，也包括了延安来的老干部和国统区的剧作家，包括党员和非党人士；从年龄上，也可以说是老中青创作力量的组合。
那时田汉先生还担任着文化部艺术局局长，副局长是周巍峙和光未然，而直接领导戏剧创作的，是光未然。他是著名的《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又是老资格的党员，那时他还没有恢复使用张光年这个原名，所以我们都尊敬地称呼他“光未然同志”。记得在剧本创作室刚成立的一次会议上，他就对我们说：“周扬同志要我告诉大家，中央成立这个剧本创作室，就是要把作家组织起来，集中力量写出好剧本来，影响和带动全国的戏剧创作。”
1953年9月，召开了第二次文代会。那以后，文艺工作者协会就都改名为文艺家协会了，这是向苏联学的。先是文学工作者协会改名中国作家协会，接着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就改名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了。原先归文化部艺术局领导的这个“剧本创作室”，也就原班人马移到了剧协。这可能是要把对艺术创作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