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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又陪他聊了聊家庭和子女的情况。结果刘实突然叫了声：“李昭同志，李大姐！”我一听，愣了，问他：“你认识我？”刘实就告诉我他是邓洁，把他后来的遭遇和我说一说，还说：“我早认出您来了，您是大干部，又是耀邦同志的夫人，我是‘右派’，怕给您添麻烦，凡是大干部家我都不去。”我一听就笑了：“你是不登豪门呀！可我家不是豪门，我们是同事嘛！”我们是老同事，一聊就到了吃饭时间，不能让他饿着肚子离开我家呀，于是我留他在我家随便吃了点。事情很简单，刘实到处给我宣传，我接到的信就越来越多啰。
苏：都说您热情、负责、效率高，胡耀邦同志批示也快。多年的冤假错案，通过您这个重要渠道很快就解决了。找您的是不是也越来越多？
李：给我寄材料写信的人确实越来越多，有的人千里迢迢从外地来找我。我当时在王府井的北京市纺织工业局上班，一直都是走路上班。从富强胡同到王府井，在上下班的这一路上，人家好像都认识我似的，总有人把信和材料塞给我，想通过我申诉冤情，还有专门想和我谈心，请我出主意的。还有很多人直接把信寄到纺织局，因此就有人把北京市纺织工业局办公楼（东单三条 33 号）戏称为“中央办公厅第二信访局”。
苏：这些人给您信的时候，怎么称呼您？都说什么？
李：他们也不叫我的名字，就塞给我信，也不说话，连“请转给耀邦同志”的话都不说，扭头就走。不过，我能理解他们。我第一次接到信的时候，我也没觉得惊奇。我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先把信接了，回家转给耀邦就是。
1980年2月，耀邦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后，他肩上的责任越来越重大，找我转信的人更多了。北京市纺织工业局为了安全起见，开始是派了一个工作人员悄悄跟着我上下班，保护我，当时我都不知道，是后来才知道的。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纺织局还是不太放心，从1981年开始，就派了个车接我上下班。
那时候，不仅有人在路上截我，要我转信，还有人到我家门口的，大概算好是我要出门上班或下班回家的时候，我坐着车刚要走，有人就往我的车里扔信。还有一次，有一个人看到我的车要过来了，突然跪在我的车前，吓得司机都不敢动了。他们都不容易，我能理解他们的心情。
信件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收到上百件，有的寄信人把我的名字写成李姣、李超、李照、李招。我接到信，一般还是要看一看，看反映的什么问题，再转给相应的人和机构。当然，大部分都是给耀邦的。我想，他们给我信和材料，都是有道理的，也是对我的一种信任，我应该负责。有时候信件实在太多，我就请纺织工业局党委机要秘书杜玉芬帮忙，把属于我个人的信件交给我，反映情况或落实政策的信件分门别类转到有关单位，一定要做到件件有着落、有回执。我1983年离开纺织局的时候，整理出好几包信。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李昭 平凡与不平凡（2）
苏：一般都反映什么问题？
李：什么问题都有，有个人的历史问题，也有纠纷问题，主要是冤假错案问题，大概是觉得解决不了，所以就写信给耀邦。
苏：在这么多人和信里面，您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吗？
李：我印象中，葛佩琦＇1＇ 来过我家。据说他是1978年12月先去了中组部，他的事情纠缠了很久，没有解决，又来到我家，时间大概是1980年春天。
葛佩琦我是认识的。抗战初期，我还没有去延安，我们在敌后游击队的时候，知道有这么一个人，我们都在敌后做抗战工作。虽然不知道他是不是党员，但是知道他很积极。他是北京的大学生，怎么活动的不知道，但是知道他是进步的。他很有可能确实是地下党员。解放后，我们好像还在一起共过一段时间的事。
1937年我就听说过葛佩琦，40年后，为了平反，他来找我们。现在又过了30年，具体事情已尽遣惶宄耍皇羌堑盟垂：罄雌搅朔矗跋毂冉洗蟆�
苏：耀邦同志在1980年11月至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其实我们也知道早在1978年底，耀邦同志就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耀邦同志和您对子女的要求特别严格，据说两位还亲自召开过家庭会议。
李：是的。在他当选为中央主席的晚上，我们一家开了个家庭会。在京的孩子们都来了。耀邦严肃地对孩子们说：“中央可能要我担任非常重要的职务。我想先向你们打个招呼。”他加重语气接着说：“今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千万不要以为天恩祖德，千万不要忘乎所以！如果你们中有任何人出了问题，只能自己负责。”孩子们你看我，我看你地嘀咕了几句。接着我说了一些要他们以身作则之类的话。后来耀邦笑着说我：“八股呦。”
工人对我还是不错的
苏：“文革”过后，您所在的北京市纺织局当时是怎么落实政策的？
李：1978年开始，我在给耀邦转信的时候，北京市纺织局系统内的落实政策工作也同时展开。我们一直都很关心干部和知识分子，为此做了大量工作，据我们的大致统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给170多名知识分子平反了冤假错案，提拔了580多名知识分子担任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全系统落实冤假错案共1600多件，且都做好了善后工作。有1400多人被错误地停发了工资，我们为他们落实了政策，工资全部补发。还给系统内230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套改了技术职称，给1500多名知识分子晋升了技术职称。
在纺织系统这么多年的工作中，自己没有更多的想法，只是觉得应该做。好在工人们对我还是不错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倒是没有斗我斗得太厉害。
“文革”初期，我被打倒，我的工作是刷厕所、扫楼道，这都没什么，我把它打扫干净就是。红卫兵还表扬我刷厕所刷得干净。那时候流行都戴毛主席纪念章，我这个黑帮不让戴。有一次我在扫楼道，纺织局的一位干部杜哲荣偷偷地把毛主席的纪念章给我戴上，还要我保重身体。那时候我是走资派、黑帮，别人都不敢靠近我们这些人，杜哲荣却送纪念章给我，让我很感动。
苏：那时候，给女同志剃阴阳头挺恐怖的。
李：宋汀＇2＇ 和我都没有剃。但是有人被剃了阴阳头，浴蚴窃旆磁伤邓焕鲜担氩煌ǎ环健�
苏：看来该低头的时候还是得低头呀。
李；哈哈。当时红卫兵也要我低头，我低头之后，还是会抬头的。
苏：那怎么说斗您斗得不太厉害呀！
李：还可以吧。好像也没怎么打我。
苏：坐“喷气式飞机”了吗？
李：那 …那是坐了。哈哈，大概走资派都坐过。
苏：看来您平时和工人关系不错，套句当时的话来说，就是干群关系好。
李：（笑）这话就说得远了。1964年我在北京市毛巾厂搞“四清”，一般搞“四清”都搞得比较紧张，我反正也就是按照政策来，没怎么太过。隔了没几年，“文革”期间，我下放到北京市毛巾厂劳动，毛巾厂的工人挺照顾我。他们对我说：“不斗争你，那斗争恕兀磕闶侵葱新废呦碌牧斓颊撸比坏枚纺懔恕５悄阕约合胂耄阌凶铮憔退担忝挥校憔捅鹚怠！币钜捕晕宜倒骸澳阕龉模欢ǔ腥稀Ｃ蛔龉模鹣钩腥稀！�
李昭 平凡与不平凡（3）
工人还对我说：“你就得这样，一天三顿饭，还是得吃饱。”简称为 “三个饱，一个倒”。三顿饭都要吃饱吧，这就是三个饱；一个倒就是睡觉要睡好。
工人对我还是不错的。我挺感激他们。
我们在家各忙各的
苏：1978年，耀邦同志组织和推动真理标准讨论，您在家里和他谈起过这些事情吗？
李：没有。那个时候，我在北京纺织局，是地方干部。耀邦和别人说的都是中央的事，我也接不上多少茬，就是觉得挺乱的。现在看来，这一年确实发生了很多事情。当时对有些问题，我知道一点，但也不太清楚。在家里，耀邦从来不说。他不说，我也不问。
耀邦喜欢读书，很多时候都在看书。我常在单位加班，回来得比较晚，有时就住在厂子里或单位。在家的话，我们平时也都是各看各的书，各忙各的事。家里由两位老太太管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