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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凡是”的提出是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公开提出“两个凡是”。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第二天，《光明日报》、《人民日报》都转载，引发了一场大讨论。文章出来后一度受到打压，1978年的7、8、9、10月，大多数地方，包括军队，都参与了真理标准讨论。
尽欢问奔涞奶致郏搅�1978年底，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当时全国都开始在批判“两个凡是”了。其实我们大概都知道批判“两个凡是”是邓小平同志的意思，华国锋的调子和邓小平不一样，中央有两个声音了。可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是华国锋任命的，林乎加不得不听华国锋的，我想这就是林乎加的为难之处了。＇1＇
一些人思想没转过来
苏：当时北京市的情况怎么样？
刘：我到北京市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文化大革命”时期，市委有个写作班子设在香山红光寺，发表的文章就署名“洪广思”。“四人帮”倒台到我来北京市委之间的两年多，都没有人清查这个写作班子。这些干部一时不会认为自己以前那一套错了，只认为自己现在倒霉了，思想上没有扭转过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对长期统治我党的“左”倾路线是一次清算，对当时仍旧受着“左”的思想，特别是受林彪、“四人帮”毒害束缚的党的某些领导干部，应该是一副清醒剂。然而，对某些同志来说，事实并没有那么简单。这些人同样存在于北京市委各级机关。
当时思想和社会都很混乱，在抓业务工作的同时，我认为应该先抓干部的思想工作，干部思想工作抓好了，工作才好推动。我到北京市后，一些在职的工作人员由于没有思想准备，采取不合作态度，副部长和办公室主任也先后走了，我想勉强留，也不是个办法。只好对他们说：“愿留的，我欢印凰…实在愿走，我只好欢送。”当时人民大学的校长是宣传部副部长，他后来也走了，可能是调去中央什么单位了。
在抓干部工作的过程中，我发现推动真理标准讨论的宣传工作遇到了更大的阻力。
苏：来自上面？
刘：其实上下都有，主要是一些人思想没转过来。1979年3月，全国开始学习和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我认为首先应抓好各级领导干部的学习，而当时的情况是仅仅一般号召不行，必须对各级干部进行轮训。同时还应动员舆论界进行广泛的宣传，形成真理标准讨论的热潮，以冲破“左”的思想束缚，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觉悟。
市委宣传部准备召集各大学和研究单位约五六十人的座谈会，我向市委一把手汇报，请他批准。第二天他答复说：“昨晚我打电话给上海市委的第一书记了，他说：‘上海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已尽讶褐诘乃枷敫懵伊耍遣坏貌蝗蒙虾Ｊ械男砍こ雒娓缮妫蛔夹！币虼耍膊煌馕艺偌獯巫富帷�
当时我感到无法理解：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不能宣传，宣传了就要搞乱群众的思想？究竟是哪些群众、多少群众，仍然坚持林彪、“四人帮”的“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不放？实在令人怀疑。我只好顶撞了他，我说：“如有问题，我负全责。”我便于3月5日至9日召集了北京各高等学校从事理论工作的同志，市委各部、委、办负责同志，市委各宣传单位主管理论工作的同志共五六十人的座谈会。现在想来，当时党中央主席是华国锋，正是由于他的“两个凡是”思想，北京市委一把手不敢动，这可能也是他顾虑的浴虬伞！xt小说上传分享
刘导生 真理标准讨论在北京必须补课（2）
苏：这次会上，您都说了些什么？
刘：我首先肯定了北京市理论工作者在和“四人帮”进行斗争中，做了大量工作。但是由于市委长时间迟迟不动，揭批林彪、“四人帮”很不得力，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讨论，没有组织全市性的活动，使我们的理论工作落后了一大步。
我鼓励北京市的理论工作者要敢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于冲破各种禁区；敢于打碎各种精神枷锁；敢于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敢于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我们是马列主义者，应该有理论上的勇气，马列主义者掌握了真理，就要无所畏惧，所向披靡。我们提倡“三不主义”，即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同意见可以争论。会议简报上的发言由本人定稿，会议不审查，也不作结论。这次会议开得比较成功，大家畅所欲言。同时也提出许多问题，对宣传工作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苏：然后呢？
刘：开完这次会议后，我和宣传部的几位同志向市委一把手汇报，他没办法，不能不听。我汇报完后，他没有任何表态，只讲了两个字“散会”。
形势有了转变
苏：这次座谈会正好是中央召开理论务虚会议期间召开的。
刘：是的。后来为了进一步推动真理标准的讨论继续向深入发展，我们又以市哲学会的名义，于7月24日召开座谈会，组织崇文区、电信局、昌平县、北大、北师大等单位的负责人及教师结合本单位的情况发言，并在《北京日报》上作了长篇报道，作为尽樽芙帷�
苏：这时候形势似乎有了转变。
刘：对。1979年6月18日至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召开后，形势又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华国锋同志放弃了“两个凡是”的观点，他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全国规模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有力地促进了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解放思想，打碎了林彪、‘四人帮’强加给他们的精神枷锁，使毛泽东长期倡导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得到恢复和发扬。”
7月10日至8月10日，邓小平同志在安徽、上海、山东、天津等地多次讲话，都讲了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他指出，“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的基础。我们不解决思想路线，政治路线靠不住，政治路线解决了，要看是什么人来具体执行，政治路线正确，执行得好不好，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 胡耀邦同志也指出，要继续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要开展全国性的补课。
在这一背景下，市委终于决定召开市委扩大会议，中心议题是如何搞好真理标准问题的补课，这是市委正式研究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一次重要会议。
1979年9月12日至20日召开会议，各区、县、局一把手全部参加，由我作主报告，同时邀请###常务副部长朱穆之同志作报告，他严肃批评了当前阻啊岢谷腥峋竦娜舾芍饕砦笄阆颍慕不岸员本┦械男ぷ饔泻艽蟮耐贫Ｍ保趾跫印⒓滞ト轿皇形斓级冀擦嘶啊＃�2＇
我的报告首先肯定了在贯彻三中全会及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所做的很多工作，但在解放思想，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方面还很不够，现在不少干部对中央这两次会议还有不少糊涂认识和错误思想，如有的人认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是“丢了纲，离了线”，提出主要矛盾变化是“阶级斗争熄灭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是搞贰福欠穸ɡ蔚恼卧硕保弧案刂鳌⒆时炯摇⒂遗烧被蚋恼墙夥�5％，压制了95％”；“坚持按劳分配，坚持按客观尽霉媛砂焓拢歉阈拚饕宓囊惶住保弧耙冉际酰欠牌粤Ω…则”；“借外国资金，同外国合作办厂，是消灭了国内资本家，又引来了外国资本家”，等等。这就是指责三中全会的路线“右”了，方向偏了，担心搞资本主义复辟。这就是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十个月了，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也已开过三个月了，还有一些人对党的方针政策怀疑、抵触，少数人甚至公然反对。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刘导生 真理标准讨论在北京必须补课（3）
为什么现在还有这样严重的思想问题呢？主要有两条浴颍阂皇墙遗直搿ⅰ八娜税铩备愕貌簧畈煌福捌谑鞘形幢欢笃谑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