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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农民革命，无不使文明进步的成果，统统毁于一旦，而付出历史倒退的沉重代价。
曹操与文人
曹操对待文人，常采取铁血手段。
千古以来，这位大人物在迫害文化人方面的名声，是不算甚好的。凡作家，有作品，有读者，有传之久远的可能。作家的脑袋可以割掉，作家的作品可以活得很长。所以，历代统治者，若非独夫民贼，举起刀的时候，就得考虑考虑后果了。但曹操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因为他自己就是作家，而且还是大作家，他的诗文写得比同时代的建安七子，怕还要出色一些。至少可以说是气势非凡，大家风范。毛主席很欣赏他的《龟虽寿》，“东临碣石有遗篇”，对他的文学成就评价很高。
曹操对待文人之狠，原因有二。一、近代学者陈寅恪先生所说：“夫曹孟德者，旷世之枭杰也。其在汉末，欲取刘氏之皇统而代之，则必先摧破其劲敌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即汉代儒家思想。”所以，他杀崔琰，杀孔融，杀杨修，杀祢衡，处置董承衣带诏案，吉平下毒案，都是着眼于“摧破其劲敌”，也就是以儒家思想为精神基础的士大夫阶级这个大目标，是半点也不温柔的。
二、还应该看到孔融、杨修、祢衡，都是他的文学同行，如果考虑到文人的天敌永远是文人的话，其间的嫉妒因素，要是发酵起来，那是很可怕的。隋炀帝杨广讨厌词臣薛道蕴诗写得比他好，找了一个借口，将他杀了，然后悻悻然说：“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所以，拥有最高的，和最大的权力的那最高统治者，也喜欢舞文弄墨，吟诗作对的话，对于仰其鼻息的文人来说，绝对不是什么福音。
妩媚关羽
“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关羽，终于要走了。“上马金，下马银”也留不住的曹操，不得不履行诺言放行。至此，一切外部的因素都不重要，关羽的义无反顾地要走，曹操的再三再四地要留，则完全是两个男子汉间充满感性的互动。其实，曹操当真地不放关羽走，也绝对能让他走不成，但是，可想而知，结果必然有二。一、留住了人，留不住心，徒劳无功；二、撕破了脸，大打出手，两败俱伤。在这两种不愿见到的情况下，曹操的奸，曹操的雄，曹操的嗜杀，曹操的“宁我负人，人毋负我”的哲学，都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而关羽呢，曹操的放低身段、曹操的柔性动作、曹操的感情攻势、曹操的君子风度，也让他这条甚是多情重义的汉子，离开得很艰难，割舍得很痛苦。然而，关羽到底走了，曹操最后也只能放他走了，这场面、这镜头，既让人觉得温馨，也让人有点感动。
而他的非走不可，因为他和刘备有一个生死承诺，正是他不背盟誓的人格力量，正是他坚贞守约的信义精神，也更使求才若渴的曹操，下定决心挽留。而关羽，当他不得不挂印封金，作出一走了之的决断，那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至少，在这一回里，我们看到了英雄豪杰那妩媚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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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羽与孔明
《三国志》评价关羽，只是一员虎将而已，与张飞、马超、黄忠、赵云并列。并评曰：“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从这部官方史书的看法，关云长有万人之敌的绝对肯定的一面，有报效曹公的并不值得赞扬的一面，更有刚而自矜的明显是缺点的一面。就其战绩、政绩来看，也不能说是一个优秀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蜀之亡，个人英雄主义的关云长，是不能辞其咎的。
在《三国演义》中，抬得最高的，一是诸葛亮，一是关云长，但这两位，一错失荆州，一穷兵北伐，乃是导致蜀国败弱的重要推手。而且这两位最后都失败在非等量级的对手手里，孔明还能得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同情，而关云长虽然被后世人敬之为神，尊之为帝。但他死在陆逊、吕蒙手里，输得非常之惨，从此落下个“只提过五关斩六将，不提走麦城”的经常被引用的讥诮之语，可见后来人敬重之余，对他的失败，多少认为是他老人家咎由自取，属于活该的了。
某地关帝庙门口的对联，这样写道：“匹马斩颜良，偏师擒于禁，威武震三军，爵号亭侯君不忝徐州降孟德，南郡丧孙权，头颅行万里，封称大帝耻难消。”绝大多数关帝庙，无不都是颂其武艺功勋，赞其操行德守，褒其忠贞刚烈，敬其义薄云天，还少见如此持平之论。
无论看人行事，两分法，还是能够避免偏听偏信，偏袒偏私，偏执偏颇，偏心片面的一剂良药。
张角与邪教
小霸王怒斩于吉，说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邪教迷信，妖言惑众，神棍欺骗，鼓吹愚昧，有着悠久的历史。《三国演义》开篇的黄巾之乱，那张角、张宝、张梁三个头目，与中外古今的邪教教主同样，无不以“散施符水，为人治病”蛊惑人心，招徕信众。于吉也是“寓居东方，往来吴会，普施符水，救人万病”，玩同样的把戏。
这种邪教现象，所以能够在底层社会获得生存的基础，因为中国的封建制度下靠天吃饭的小农经济，所造成的普遍贫穷现象。贫穷，则落后，则愚昧，而落后，愚昧，则是邪教迷信得以滋生的最佳土壤。尤其在不可抵抗、无法预防的天灾人祸面前，深感命运之叵测，得失之难料，生死之未卜，存活之匪易，以及对于大自然的无能，对于统治者的无奈。因此，文化程度相对低下，文明熏陶相对缺失的普通民众，是最容易接受邪教迷信的影响，来填补精神上的无可依傍的心理空间。
越是无知，越是盲目，越是头脑简单，越是容易受骗上当，也越能成为邪教最坚定的信徒，这也是我们这些年里所看到的各类神棍闹剧中，那些丑恶表演的原因。包括海峡对岸那些“###”神棍的得其所哉，其中也不乏这种邪教蛊惑成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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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人者昌
袁绍在曹操眼中，曾经是庞然大物，不得不买他的账。一、“四世三公”的家族背景；二、冀青幽并的地盘实力；三、折节下士的优雅名声；四、登高一呼的领袖精神，使得曹操不得不买他的账，因为他手下的谋士太多了。早年，他俩因为反对董卓专政，同起造反，还算志同道合，稍有情谊；后来，各霸一方，袁实力强于曹，约五与一之比，袁要把曹吃掉，曹要不被袁吃掉，还要想法倒转头来吃掉袁，便是他俩连做梦都放不下的事情了。
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里有这样一段记载：“初，绍与公共起兵，绍问公曰：‘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公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袁绍草包之处，迷信实力，有枪就是草头王，他认为只要拥有地盘和兵马，他就是大哥大。但曹操看透了他：“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曹操还有一句没有说出来的话，我实力虽不如他，但我懂得如何任用智力，如何以道御之，结果，曹操在官渡之战中，赢了。所以，那些重物质，轻精神，或太相信自己的权势财富，却不大在乎提高文化水平，重视思想品质，加强政治素养的领导者，倒是应该汲取一下曹袁决战的历史教训。
韩愈说过：“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识人才能得人，得人而不识人，有人也等于无人。“建安五年，太祖自东征备，田丰说绍袭太祖后，绍辞以子疾，不许。”因为儿子出麻疹，作统帅的就没有兴致作战了，简直荒唐之极。“丰举杖击地曰：‘夫遭难遇之机，而以婴儿之病失其会，惜哉！’”这样用人的袁绍，岂有不败之理。
而曹操在《遗荀攸书》中，用“方今天下大乱，智士劳心之时也”的话来勉励众位幕僚，表明了他十分看重智士，看重智士为他出谋划策，设计献智的作用。在三国时期，使用谋士最力者为曹操，得益于谋士贡献最大者，莫过于曹操。对于知识，对于知识分子的作用，在历代统治者中间，能有曹操这样一个认识水平的，并不多。所谓“得人者昌，失人者亡”，谁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