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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好友便理所当然地要受到牵连。因此，可以肯定的是，成帝为翟方进开脱罪责，是发生在淳于长案发之初，即九、十月之间。
那么，从绥和元年九、十月到绥和二年二月之间的4至5个月时间里，必定发生了什么令成帝痛心疾首的严重事件，才使得这位素来温和得近乎窝囊的皇帝一反常态地对翟方进起了杀心。《汉书》中，无论翟方进还是成帝的传记中都没有这方面的说明。
线索出现在成帝的“爱人同志”张放的传记里。其间有这样几句话：“丞相（翟）方进复奏（张）放，上不得已，免（张）放，赐钱五百万，遣就国。数月，成帝崩，（张）放思慕哭泣而死。” 这些看似轻描淡写的文字中至少隐含了如下三层信息：
其一，张放最后一次被逐出朝廷的时间是在成帝驾崩之前几个月，而成帝驾崩的时间是绥和二年三月。从时间上看，极有可能是发生在淳于长案发第一阶段（即成帝为翟方进开脱罪责）之后。
其二，“张放传”的上述文字中，并没有提到是否还有其他人参与弹劾张放。如果有的话，以《汉书》严谨的叙事风格，肯定会在文字中有所表现，至少也会在“丞相方进”后面加一个“等”字。这一次甚至有可能连王太后都没有参与，因为她的前几次参与都有明确的记载。因此，成帝如果要恨，便只会恨翟方进一个人。而且，翟方进已经不是“初犯”，张放第一次被逐出朝廷时，薛宣是主谋，他便曾是帮凶。
深藏的阴谋（3）
其三，引用的上述文字中有一句话，“上不得已，免放，赐钱五百万，遣就国”。说明成帝实在是顶不住压力，迫不得已才罢免了张放，但又念念不忘，于是便深情地赐给他500万钱，然后遣回封国。
这个压力从哪里来？自然是从丞相翟方进这里来。翟方进这个人素来强势而尖刻，以他的性格，完全干得出这种得理不饶人的事情。
在成帝赐死翟方进的册书中，有两句耐人寻味的话，“朕既已改，君其自思” 。成帝说他自己“既已改”，自然是指翟方进此前对他的某种批评。但究竟“改”的是什么？成帝并没有明说，更没有提到张放的名字——怎么可能提呢？他只是在长篇大论地数落了翟方进的诸多不是之后，笔锋一转，莫名其妙地说了这两句话。
但结合上述分析，便不难看出，除了驱逐张放一事之外，应该没有其他事情可指；否则，他一定会明确指出来的。这两句话，再次印证了翟方进之死与张放被逐直接相关。
于是，成帝的一切举动便完全合乎逻辑了。
他当初之所以为翟方进开脱罪责，恰恰是因为一个重要的隐情：爱人同志刚刚被召回朝一年多，好日子还没有过够，但他却要成天提心吊胆，担心说不定哪天又被某个不识时务的重臣来个“犯颜直谏”，再次把他们拆开。
而最有可能“犯颜直谏”的臣子则非翟方进莫属——此时首辅王根已经下台，况且他也不是那种能够“犯颜直谏”的人，王氏的“枪手”谷永已在头一年病逝。除了翟方进，实在找不出第二个能让成帝忌惮的人了。
因此，成帝定然认为，自己这次对翟方进如此“以德报怨”，他即使不会肝脑涂地，也断然不至于再像当年那样不识时务。
这位可怜的天子只想和自己的“男爱人”过上几天耳鬓厮磨的平静日子。
但他这回又看错人了。翟方进不但还是那么不识时务，而且还不识好歹。他刚刚从淳于长案中解脱出来没多久，便以更强势的态度上书，逼着成帝罢免了张放，并且还遣其返回封国。
这一次成了成帝和张放的永别。
张放亦非薄情郎。惊悉“爱人同志”去世的消息后，他便连续数日因“思慕哭泣而死”。此为后话。
如果成帝对翟方进的态度在四、五个月之间发生逆转是符合逻辑的，那么，李寻及贲丽对翟方进的致命一击便同样符合逻辑了。
从李寻在哀帝朝的表现（后文另述）来看，这位披着“名儒”外衣的占星大师骨子里是个投机分子。翟方进与成帝之间的冲突，尤其是张放被逐出朝廷一事，他不可能不知晓。是时王莽刚刚代王根为首辅，权倾一时。
李寻认为这是一次讨好成帝和王氏家族的绝佳时机。贲丽紧随李寻，推波助澜地把翟方进逼入死胡同，也定然是李寻串通的结果。因为这次天象根本就不存在，如果说是李寻看走了眼，那么贲丽不可能也如此“巧合”地跟着看走眼。更有意思的是，所为“荧惑守心”的天象，不像日食或黄雾四塞那样是常人可以看得到的，事后便再也无从考证其真伪。因此，编一两次瞎话，没有任何人能够提出质疑。况且，在所有的天象中，“荧惑守心”向来被儒家经学思想认为是凶象之极，此象一出，必有天子驾崩。
当然，这里面其实只有一件事情是真正的巧合：成帝当真在翟方进死后一个月便突然驾崩。
于是，这个巧合便鬼便神差地让成帝的阴谋和谎言，变成了连史家都笃信不疑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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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世美人赵昭仪究竟谋杀了几个皇子？（1）
成帝之死，最受冲击的当数王氏外戚集团。
成帝没有留下子嗣，而王太后只有他这么一个儿子。他一年前册立定陶王刘欣为太子，意味着风水真的要轮流转了，皇位将无可挽回地落到傅氏家族的手中。如果成帝死前留下一个儿子，哪怕还在襁褓中，凭借王氏家族的权势，依然有机会把皇位重新夺回来。但如今连这样的机会也没有了。
成帝死前一点儿征兆也没有。翟方进自杀后，他本想拜左将军孔光为新丞相。一切都准备妥当了，连给孔光的拜文及封侯的印绶都备好了，将在不日之内选个黄道吉日举行拜相典礼。
成帝人生的最后一夜是在未央宫白虎殿度过的。次日清晨，他刚刚穿上裤子和袜子，正准备坐起来穿衣服时，衣服突然从手中滑落，当即便口不能言，数小时后便命归西天。
后世对成帝的死因有诸多猜测，其中最令人浮想联翩的说法，是说他死于长期过量或一次性过剂服用某种春药。
其实这样的猜测是无稽之谈，成帝猝死时的反应是典型的突发性脑溢血症状。
因事发突然，朝中大臣和王氏外戚集团等帝国高层，自然会把他的死因与生前的荒淫生活联系起来，而这种荒淫生活最主要的当事人，则非赵氏姐妹莫属。
赵氏姐妹，尤其是妹妹赵合德虽然专宠10余年，却没有充分把握这个机遇，在朝中成功崛起为新的外戚势力集团。其父赵临虽然很早便获封侯，但却没有在朝中任职，只是被朝廷供养了起来。她们始终在孤身奋战。
如今成帝撒手西去，她们便迅速陷入了风雨飘摇的境地。唯一的救命稻草是在立刘欣为太子的问题上帮着说了好话，但这种“长线投资”显然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傅、丁氏二族在成帝朝并没有什么势力可言。在皇权仓促交替的短暂时间内，他们自身尚且立足未稳，如何顾得及赵氏姐妹？
赵飞燕的处境要稍微安全一些，不仅仅是皇后的身份可以为她提供一层保护膜，更重要的是，她与成帝如火如荼的激情已经冷却多年了，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为他的猝死承担直接的责任。
赵合德则不同。虽然贵为昭仪，地位仅次于皇后，但毕竟不是正职，没有“母仪天下”的名分，而且，她是成帝最后十年的荒淫生活中最主要的对象。成帝暴崩的消息传出，她在半天之内便被推到了千夫所指的前台上来。
王太后本来就对赵氏姐妹没有什么好感，以她的见识及当时的舆论氛围，她应该也会坚信儿子的死与赵合德有必然而直接的联系。
王太后在气急败坏之余，诏令大司马王莽、丞相孔光和大司空（御史大夫）何武，指示由御史、丞相和廷尉三方共同组成联合调查组，把成帝的近侍人等一一抓起来，“治问皇帝起居发病状”。
赵合德原本只是一个因色而宠、恃宠而骄的天生尤物，她哪里经受得住这样的阵势？于是在极度的慌乱与惶恐中选择了自杀。不过，即使她不自杀，也必定会被万般折磨而死。
赵合德的死让王太后的悲愤稍解，也使追究对成帝之死的责任暂时失去了对象和意义。帝国的焦点迅速转移到了大行皇帝的安葬和新皇帝的登基上来，同时也使赵飞燕暂时避免了因事态进一步扩大而有可能受到的牵连。
在将近1年之后，司隶（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