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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歹的民军组织。11月底，第一军浩浩荡荡开入广州。空气顿形紧张，陈炯明公开宣示他的裁军主张，矛头直指其他民军组织，很快就引起了他们的反感和抵制。
胡汉民担心做酒容易请酒难，搞不好天下大乱，何况民军是他招来的，内心深处，惟恐背上“兔死狗烹”的恶名，因此和陈炯明发生意见分歧。省城谣诼乱飞，说胡、陈二督交讧，广州将面巨大战祸。省城的绅商迫切希望尽快解决民军问题，恢复社会秩序。他们是站在陈炯明一边的，因为陈炯明是原省谘议局议员，以主张禁赌而誉满全省，而对胡汉民他们并不熟悉，只知道他是同盟会的一员干将。
正当胡汉民感到万分苦恼之际，12月初，黄兴从前方来电，请广东派兵北伐。也许这是解决内部纷争的最后办法了。
当时长江沿线战况，险恶万状。袁世凯的北洋军攻陷汉阳，双方形成僵持局面。本来，以北洋军的实力，夺取武汉三镇，热熬翻饼耳，但袁世凯老谋深算，他对气数已尽的清政府，兴趣索然。在收复汉阳之后，便勒兵不前，托英国公使朱尔典斡旋停战，并派唐绍仪为议和代表。
尽管战事已近尾声，但广东还是迫不及待地要派兵北伐。他们是有不得已的苦衷。万一各路帮会在省城火并起来，可不是闹着玩的。陈炯明出任北伐军总司令。但由于南北议和已经开锣，广东的北伐军除了一支先遣部队以外，并未真正出动。
陈炯明志不在北伐，他的目的是要解决民军问题。12月21日，孙文由欧洲回国，途经香港时，胡汉民以迎接孙文为名，突然挂印而去。陈炯明代理都督，这是天赐良机。他立即采取行动，先遣散一些零星集合，没有武器的小营。不愿退伍的，编为工兵；凡服从遣归的，分别给予恩饷功牌，而各统领则继续支薪水。不显山不露水，杯酒释兵权。芟夷枝叶之后，再向那些不服命令、扰害公安的民军开刀，杀了一名违抗军令的民军头领祭旗，然后宣布惠军罪状，一举将其缴械遣散。其他民军无不震慑，陈炯明成功地在短短10天之内，宣布编遣民军40多营，共三万多人，稳住了广州的大局。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如果不是陈炯明铁肩担当，力任艰难，广东大局，如何能在惊涛骇浪之中，轻舟强渡？他的政绩，有目共睹，获得人民的普遍欢迎。
第二章 坐失良机清帝退位，民国成立，但孙文却把政权交给了北方官僚袁世凯。同盟会面临四分五裂的局面。自古以来，治国平天下就是读书人的最高理想。在漫长而沉闷的历史岁月里，它对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个遥远的梦，可望而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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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大国的迷失（18）
然而，1911年并不沉闷。
中国的知识分子突然发现，这个梦想已经变成了现实，国家就在你的案头上，你只消起草和颁布法令、开会演讲、出席各种宴席、签发委任状，整部机器，就在你的指挥下运转起来了。
战火还没有完全熄灭，聚集在上海的革命党人，就开始了另一场角逐。大家都密切注视着未来政府的人事安排。一些所谓的宏儒硕学、耆宿名流，现在频频出入于革命党人的寓所，挥毫题诗，拍照留念，互相吹捧。
12月25日，孙文一行人抵达上海，船泊吴淞。上海都督陈其美和黄兴等人都来迎接。汪精卫已从北京出狱，这天也来欢迎。大家相见狂喜。
孙文召开党内高层干部会议。黄兴、宋教仁、胡汉民、汪精卫、张静江、陈其美都出席了。关于未来的建国模式，孙文在回国之前，曾对《巴黎日报》的记者表示，中国“于政治上万不宜于中央集权，倘用北美联邦制度实最相宜。” 宋教仁主张未来政府采取内阁制。但孙文说，内阁制是平时用以防止寡头政治，现在是非常时期，他必须独揽大权。不过，他保证不会自居于神圣地位，以误革命大计。最后大家同意了采取总统制。
12月29日，孙文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定于公历元旦入南京就职。旅沪的广肇潮嘉同乡会募集了70万元军费，以壮临时大总统的行色。
1912年1月1日，所有热爱自由的中国人都永矢不忘的一天。上午10时，孙文偕各省代表由上海乘沪宁线专车赴南京。下午5时，汽笛一声长鸣，火车驶入了下关车站。当晚，孙文到达总统府所在地：旧两江总督署。晚上10时举行总统受任礼，改元为中华民国元年。
中国的君主专制从此结束。
孙文没有忘记举行祭祀天地祖先的仪式。他带着一群甘苦与共的党人，亲自到明太祖孝陵拜祭。孝陵在钟山之阳，当年诸葛孔明登临此山，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钟山龙蟠”；据说晋元帝曾看见山上有紫气缭绕，因此又把钟山称作紫金山。风水学认为这里是“众山之杰”。康熙年间，洪门五祖立下“反清复明”、恢复炎黄甲胄的宏愿，在经历237年之后，终于由洪门的弟子实现了。
孙文站在钟山北麓，眺望茫茫大地，一时间胸中血气翻涌，不能自已。然而，人们很快发现，真正操控局势的人是袁世凯，而非孙文。袁世凯手里有一张王牌，就是他能够左右北京那个小朝廷，他以制造军人骚乱和拉拢党人的办法，使不少人相信孙文无法驾驭各个党派，使之协调一致。
长期以来，史家咸谓，孙文是被同盟会的同志所迫，不得不让位给袁世凯，但揆诸史实，早在11月16日——距武昌起义时仅一月，南北议和尚未开始，孙文仍在伦敦——他在致国内各省的电报中，已提出推举黎元洪或袁世凯为总统。“但求早日巩固国基，满清时代权势得禄之争，吾人必久厌薄。” 据胡汉民说，孙文表这个态，是吴敬恒打电报给他出的主意。当时孙文意气飞扬，心情愉快，对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的情况，并不十分清楚，他决不会因吴的一封电报，便改变初衷，委婉承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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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大国的迷失（19）
比较可信的解释是，吴电与他不谋而合。尽管是为了表示清高，但出于孙文主动，并非受到外间压力，则殆无疑义。
孙文从来没有真正信任过“狡猾善变”的袁世凯。在他回国时，孙、袁二人的总统呼声都很高，孙文依然主张由袁上台，不过是纵横家的谋略。途经香港时，孙文向胡汉民解释拥袁的动机，只是利用袁来推翻满清，同时要做好打倒袁的准备：“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纵其欲继满洲以为恶，而其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 可见，早在共和政制正式奠基之前，孙文已经在打着“二次革命”的腹稿了。
同盟会的党人都不愿意再打仗，黄鬍子宣称，就算和议不成，他也不能下动员令，如果一定要打，“惟有割腹以谢天下”。 孙文宣告“禅让”，但条件是废黜宣统皇帝和定都南京。袁世凯一口应允。2月12日，大清宣统皇帝退位。紧接着孙文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并荐袁世凯以代。
孙文对领导这样一个混乱、衰败的国家，缺乏思想准备，他甚至连维持同盟会的团结都做不到。当初同盟会为自己订立的政治目标，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个目标，并非只有革命党人才可以做到，袁世凯也可以做到，而且他确实做到了。因此不能说袁篡夺了革命成果，只能说这场革命简直是为袁度身订做的。
“驱除鞑虏”一直是同盟会最有号召力的旗帜。谁也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实现了，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好像一下子失去了方向。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把昔日与“鞑虏”斗争的同志凝聚起来，于是，分裂便不可避免了。
导致分裂公开化的关键，是国家政治体制的问题。
3月3日，同盟会在南京举行大会，照例又成了一次吵架大会。对政党政治一往情深的宋教仁认为，既然革命已经成功，同盟会就应该变成一个公开的政党，从事宪法国会的运动，代表国民监督政府。
这是一项非常重要和正确的政治主张。
但在帮会里混久了的会员们则竭力反对，他们认为“革命目的尚未达到，党中还应该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