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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运动的兴衰，在国际上和日本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1914年日本对德国宣战，旋即以武力攻占青岛。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打破国际惯例，向袁世凯直接面递二十一条要求文件（内容见本书第二章），并婉转暗示：“若开诚交涉，则日本希望贵总统再高升一步。”
袁世凯一则以惊，一则以喜。外交部的官员主张屈从。梁士诒说：“这么重大的事件，总得交涉交涉吧？”在袁授意之下，他在上海的御用喉舌《亚细亚报》，含含糊糊，披露了日本向中国提出蛮横无理的要求，立即触发全国反日浪潮。袁世凯即以此作为筹码，经过一番拖延与还价，终于同意除第五号“容日后协商”外，其余全部照单签收。而作为报酬，日本暗示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和代平内乱。
政治不外乎交易。袁世凯私心以为，在这场交易中，只要能助他登上九五之尊，便物有所值了。
从暗杀宋教仁，解散国民党，到祭天祀孔，大事复旧，直至解散国会，恢复帝制的叫嚣，简直风靡整个北方官场。报纸上倡议复辟、抨击共和的文章，像潮水一般汹涌而来。著名政客杨度谈及共和制对军队的影响，他说：“当君主时代，当兵者之常曰：‘食皇家饷，为皇家出力耳。’今忽去其有形之皇室，代以无形之国家，彼不知国家为何物，无可指实，以维系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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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节：大国的迷失（47）
对于带兵出身的袁世凯来说，这番话真是说到他的肺腑里了。军队必须效忠于个人，而不是效忠于抽象的概念，这是中国军队建军的伦理基础，决不能废弃。
纵观北方的整个政治环境，根本不会接受一位真正推行民主政治的领袖。所有复辟帝制的舆论，并不是袁氏一个人造出来的，他是被这股潮流推着往前走。作为一位资深的北方官僚，袁氏也不会接受民主政治的概念，他不知道什么叫民主，但他深知什么叫君主皇权。
5月1日，“新约法”公布。该约法恒被史家认为是袁氏恢复帝制的先声，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因此在民国宪政史上，往往弃而不论。但细细揣摸这个约法，却可以看出在“民主”名义之下，袁氏如何为自己的独裁统治，寻找合法性依据。他的手法，亦常被后来的统治者所沿袭。
新约法号称集世界各先进国家的宪法精华，熔于一炉。大总统只对国民负责（即行政元首不受议会监督）是学美国的；大总统总揽统治权，统帅全国军队，掌握宣战、媾和大权、颁布与法律有同等效力的命令是学日本的；大总统经参政院同意，有权解散立法院是学法国的；人民自由权利统受议院法律限制则是学英国的。总之，各取所需，为我所用，务求把大总统的权力扩大到最大，把国民的权力缩小到最小。无论你批评他哪一条，他都可以振振有词地反驳，这是学民主宪政国家的。
然而，学美国的总统制，却不学美国的总统选举方法。经梁士诒提议，参政院在8月通过修改“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为10年，连任无限制，即终身总统；总统继任之人，由现任总统预先书名，藏之金匮石室，且无亲属限制。这与世袭总统无异。“政治改革”改到这一步，总统与皇帝，也仅是一个名称的区别而已。
既然如此，袁世凯为什么非要复辟帝制不可呢？原因在于，在共和政体下，他总觉得政权的合法性，不断受到质疑，以致纲纪废弛，人心涣散，这是因为在新的价值体系中，缺少一个全体人民共同认可的合法性象征符号。
袁自己玩不转国会、政党、司法独立、民主、自由这些概念，也认定全国人民都和他一样玩不转，最后只能用皇权来填补被淘空的政治权威。
在外人看来，袁世凯人前人后，一再声明自己不当皇帝，并用“一部廿四史，不知从何说起”来回答人们的质疑，但恢复帝制的浪潮，却又铺天盖地，滚滚而来，难免使人猜想，袁是准备帮助清室复辟。于是，聚居在青岛、大连租界的前清遗老们，个个咸鱼翻生，弹冠相庆，忙着把昔日的朝衣顶戴翻出来晒太阳。
然而，1915年12月以后，形势却急转直下，令那些望穿秋水的保皇派们大跌眼镜。19日，政事堂奏请设立大典筹备处；21日，袁世凯给19名官员封爵；31日，下令以明年（1916年）为洪宪元年，预备登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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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节：大国的迷失（48）
袁氏宣布帝制自为之后，北方的官僚集团始恍然大悟。原来袁世凯不是还政于清，而是自己当皇帝！国民对他的道德期许已完全落空，国家交付给他的政治责任也完全落空。无论在南方，还是在北方的审判台上，他都断然地从政治上和道德上，宣判了自己的死刑。对革命的南方而言，他出卖了中华民国，出卖了共和；对不忘故主的前清旧臣而言，他是篡位的奸臣贼子。
袁世凯把他的老朋友徐世昌从青岛请回北京，担任国务卿。徐世昌是天津人。1855年出生于河南省汲县，是一个世宦家庭。他27岁考中举人，四年后中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帝制时代，他官至皇族内阁的协理大臣。在北洋集团的文职官僚中，他的名望最高，资历在袁世凯之上。
民国之后，徐世昌耻食周粟，一直与前清恭亲王、前清两江总督张人骏、兵部尚书吕海寰、邮传部尚书于式枚、两江总督周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等一班孤臣孽子，在青岛过着半隐居的生活。青岛是效忠前清的宗社党大本营。徐世昌一再表示决“不入贰臣之传”，当他准备动身入京时，弟弟苦苦相劝：“你现在要做民国的官了，太后和皇上封你太傅衔太保，隆恩殊遇，满朝文武，能有几人？议和之际，你曲从袁谋，已为世人所不谅。今党人已败，你若再为袁效力，盖棺论定，将何以见先太后先皇于地下？”徐世昌默然不作一声，两兄弟相对哭泣。
入京后，袁世凯多次征询徐世昌对共和的意见，徐含糊其词，欲言又止。如果能够还政于清，他也许乐观厥成，但如果袁是想自己当皇帝，他就避之若浼了。
袁世凯摸不透徐的真实心思，还以为他是因为辈行较先，不愿称臣，所以申令封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为“嵩山四友”，给他一个大大的荣誉虚衔。徐世昌私下对朋友说：“嵩山四友者，永不叙用之别名也。”终不肯承受。当外间劝进之风愈刮愈烈时，徐索性托病请辞，归隐家中，自书“谈风月馆”一匾，悬于书斋，表示不问政治。
北方官僚以前清遗老居多，他们对袁世凯逼隆裕太后和宣统孤儿寡妇下台的恶行，记忆犹新，因此，对袁绝无好感。除非他还政于清，以赎前罪，否则和此人无话可说。因此，支持与反对帝制，都是一批南方人闹得最欢。替袁氏操办一切是梁士诒，全国请愿联合会在北京成立，把劝进闹剧推向高潮，梁士诒是领衔的发起人；内务总长朱启钤是贵州人，他对古建筑研究的贡献远比在政界大，这时也成了帝制的一个吹鼓手。国际舆论的变化，诡谲莫测。9月6日，日本政府召见中国驻日公使，出乎意料地表示：“中国民主、君主，非日本所问；唯万一因此致乱，殊有碍难。”和谈判二十一条时的态度，竟截然不同。
◇。◇欢◇迎访◇问◇
第49节：大国的迷失（49）
一个月后，日本驻华代理公使，约同英国、俄国驻华公使，在北京拜会中国外交总长，提出三国共同的劝告：“中国近所进行改变国体之计划，今似已猛进……反对暗潮之烈，远出人臆料之外，不靖之情，刻方蔓延全国……甚望中华民国大总统听此忠告，顾念大局，而行此展缓改变国体之良计，以防不幸乱事之发作，而巩固远东之和平！”
日本不相信中国政府能够平息反帝制的运动，日本军方和大陆浪人的倒袁声浪，也日益高涨。然而，袁世凯深信只要造成既成事实，各国的态度实不足虑。帝制的步伐并没有停止，也没有减慢。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申令接受帝位。次日，在怀仁堂接受百官朝贺。所有政府局长以上官员、军队师长以上各员，依次分批晋宫朝贺。
袁世凯宣布洪宪帝制之后，黎元洪称病不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