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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两天后，即3月13日，艾森豪威尔才作出了决定，让霍奇斯和巴顿去解放莱茵河东岸——这个决定是消极的。他发电报给布雷德利，说不能允许霍奇斯前进超过十英里；而雷马根的桥头堡只能用来牵制德国军队远离鲁尔区和蒙哥马利。
对一位战地指挥官来说，这样一个命令非常可笑，而霍奇斯毫不犹豫地表达了这一意见。他告诉布雷德利，在蒙蒂准备向莱茵河发起进攻的漫长过程中，第一军可能会被赶出桥头堡。布雷德利深表同情，但是却说，争辩毫无用处，必须服从艾克的命令。
这样一个英勇无畏的开端，却有这样一个讽刺性的谨小慎微的结局。
第八章 “纵横字谜行动”（1）
回到意大利之后，卡尔·沃尔夫发现他的一位参谋军官、党卫队上校欧根·多尔曼上校和他一样，对未来也表示忧虑。多尔曼英俊潇洒，老练世故，尖酸刻薄。对朋友，他机智聪敏；对敌人，他凶狠恶毒。他的母亲是意大利人，因此，在意大利，他有很多社会上和知识界的关系。沃尔夫还多次同德国驻墨索里尼的新法西斯政府大使鲁道夫·拉恩讨论过这一忧虑。两年前，当拉恩还是德国驻突尼斯全权代表时，曾经帮助挽救该国的犹太居民于灭绝的边缘。
三人相信，如果德国的抵抗力量突然减弱，意大利北部的游击队便会建立一个共产党政府。他们将和西边的法国共产党人以及东面的铁托一起，形成一条宽广的布尔什维主义地带，一直延伸到欧洲南部。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安排德国部队有序地投降，这样，西方才能赶在游击队之前占领意大利北部。这次谈话之后不久，多尔曼在一次宴会上随意地说道，他对“这场该死的战争感到厌烦”；而且非常糟糕的是，没能与盟国联系上。这种不谨慎的言辞本来是会使计划失败的，但是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吉多·齐默尔，一位党卫队中级军官听到了多尔曼的话。幸运的是，他也感觉到战争已经打输了，而且，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希望制止无谓的死亡和破坏。齐默尔推断说，假如多尔曼是这么认为的，那么，沃尔夫肯定也是这种想法。
齐默尔认为，他刚好认识那个他们认为可以充当中间人的人：路易吉·帕尔里利男爵。美国纳什—凯尔文纳特公司——一个冰箱厂家——的前任代表。同时，爵士还是一位米兰工业家的女婿。齐默尔听说过一些传言，说帕尔里利曾秘密帮助一些意大利的犹太人离开该国。他请来了男爵，把多尔曼的话告诉了他。和沃尔夫一样，帕尔里利也担心共产党人会控制意大利北部，而他本人在那里有许多固定资产。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听着，齐默尔解释说，只有沃尔夫才能使这一计划最终成功，因为作为党卫队和警察的头子，*这样的密谋活动是他的工作。
在帕尔里利听来，这些都很有道理，他答应帮他们的忙。2月21日，他乘火车到瑞士的苏黎世去联系他的老朋友马克斯·胡斯曼博士，楚格尔贝格一所著名的男子学校的校长。胡斯曼很同情他们，但是并不认为盟国会参与任何与俄国敌对的谈判。尽管如此，他还是给一个朋友马克斯·魏贝尔少校打了电话。魏贝尔是一位四十四岁的职业军官，曾就读于巴塞尔和法兰克福的大学，并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他同样意识到了意大利北部的共产主义威胁。热那亚是瑞士人的首选港口，如果它被共产党控制了，他祖国的经济将遭受影响。魏贝尔知道，如果他参与密谋，并且被人发现，那么，他的职业生涯便将被葬送。但是，一项有沃尔夫参加的计划激起了他的兴趣，他答应合作——当然，不是官方的，因为这意味着违反瑞士的中立地位。
胡斯曼找不出一个比魏贝尔更理想的人选来促进他的计划了。魏贝尔是瑞士军队中的高层情报军官，他可以安排任何德国的谈判者秘密来到瑞士。他还认识艾伦·W。 杜勒斯，一个神秘人物，人们通常认为他是罗斯福在瑞士的私人代表。
1942年，杜勒斯在伯尔尼设立了一个办事处，并使用了“美国陆军部特别助理”这一含糊其辞的头衔。但是，瑞士的新闻界却不顾他的否认，坚持称他为“罗斯福的特别代表”。事实上，他既不是自己所宣称的人物，也不是自己所否认的人物。他是威廉·J。 多诺万少将的美国战略服务处在德国地区、东南欧以及法国和意大利的部分地区的代表。杜勒斯是一位长老会神父的儿子，一位美国部长的孙子，还是另一位部长的侄子。他曾在他哥哥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事务所里从事法律行业十五年。杜勒斯身材肥胖，态度随和，非常友善。他常穿一身粗花呢衣服，嘴里总是叼着烟斗。他看上去就像一位教授，是靠捐赠得到了一把交椅。可是，他极其热衷于收集政治情报，而且尤其喜欢偷偷从饭馆后门溜进溜出，或者是在晚宴上神秘消失。
第八章 “纵横字谜行动”（2）
在胡斯曼打电话的第二天，即2月22日，魏贝尔邀请杜勒斯和他的首席助理格罗·冯·S。 格韦尔尼茨共进晚餐，并告诉他们，他有两位朋友，非常希望同他们讨论一件双方都将很感兴趣的事情。“如果你们愿意，我将在晚饭后把他们介绍给两位。”他说道。当然，杜勒斯不能马上亲自出场，他建议由他的助理先去见见这“两位朋友”。
格韦尔尼茨举止文雅，相貌英俊，身上有着一种神秘色彩。他的父亲格哈德·冯·舒尔泽·格韦尔尼茨教授是个著名的自由主义者，一位大学教授，一位作家。在纳粹上台之前，他还曾是德国议会的议员，曾参与起草《魏玛宪法》。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同政界的朋友一起，为美—英—德联盟的形成而努力着。他认为，这一联盟是保证世界和平的唯一途径。他的最后一本书是对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的回答，其中表达了自己对于*制的最终信念。
小格韦尔尼茨在法兰克福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1924年，他前往纽约。在那里，他从事国际银行业务，并成为了一名美国公民。希特勒上台后，他将他父亲的信念付诸实践了。他认为，在德国反纳粹分子同美国政府之间建立并保持密切的联系，是他的一项特殊使命。一些反纳粹分子领袖已经结识了他，并对他寄予信任。而他也感觉，如果能够说服杜勒斯相信这些人的诚意，那么，在推翻希特勒政权或以某种方式早日结束战争这一问题上，将迈出很大的一步。杜勒斯在伯尔尼设立办事处时，请求格韦尔尼茨为他工作。渐渐地，两人之间发展出了一种密切的合作关系。
帕尔里利向格韦尔尼茨介绍了意大利的局势。格韦尔尼茨礼貌地听着，但心中充满怀疑——这太离奇了——不过他说，如果帕尔里利还有具体的提议，他将再同他会晤一次。帕尔里利问，是否格韦尔尼茨本人或他的一位同事愿意直接同齐默尔或者多尔曼谈谈。
“可以安排一下。”格韦尔尼茨回答。会面结束了。
帕尔里利返回了意大利。沃尔夫本人第一次获悉了同杜勒斯的接触。他决定放弃通过教皇或英国人进行谈判的努力，派多尔曼去了瑞士。3月3日，魏贝尔少校秘密把多尔曼和齐默尔带过基亚索边境，在那里，帕尔里利和胡斯曼博士会见了他们。让两人惊讶的是，多尔曼的表现是与他们平起平坐，而非身处一个哀求者的地位。在卢加诺的比安希饭店，他宣称，他期待与盟国谈判出一个“公正的和平”，以挫败共产党在意大利北部的野心。胡斯曼博士回答说，德国没本钱讨价还价，在战争结束之前幻想西方国家能够切断同苏联的联系，纯属愚蠢行为。
多尔曼认为这是讨厌而自以为高人一等的说教，但是却侧耳倾听，未加评论。这时，胡斯曼说，德国唯一的希望是无条件投降。多尔曼刷的涨红了脸，跳了起来。“您的意思是叛国吗？”他叫道。很明显，对他来说，假如措辞正确的话，投降并不是叛国。他说，德国完全有本钱讨价还价，没有必要接受无条件投降。德国在意大利还有一支完整的军队未被击败，足足有一百万人。
“好好考虑一下，”胡斯曼说，“你们的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