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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怕他走极端！不过，也不必太担心。”
“为什么？”吕公著问。
“皇上虽是信任，也还没超出顾问近臣的界限，离他掌权还远得很。即使有那么一天，也还有制衡的办法？”司马光似乎比公著更有信心。
“怎么制衡？您说说看。”公著没想到这一层。
“您我就是制器，可以随时向皇上进言，向朝野讨求公道。走得再远，谁也逃不过这两关是不是？”司马光果然有主意。
“要说进言，献可可是比谁都强！他也早该回京了。不如我们明儿就联名上书，请求皇上召回献可。”公著想起吕诲，提议说。
“好主意，明儿咱们就上本。”君实完全同意。
不过，目前暂时风平浪静，连任何一点争斗的蛛丝马迹都还没有。要说有，顶多也就是在暗中，为不明朗的未来积蓄能量而已。
但很快，安石就遇到一个小小的挑战：翰林侍讲学士给皇上讲书，可不可以坐着？
大宋遗事 第六十六回（5）
在开始，皇上对于大臣一般是比较尊礼的。不说别的，仅仅为了维持皇权，这也是绝对必要的。大体倒是大臣自己迫于皇威，自轻自贱，越弄越没有分量。在先，历代规矩，丞相见过皇上，都要赐坐赐茶，然后一起商量国事，这就是所谓坐而论道。大宋朝，太祖一开始也是这样。可丞相等人，后周时都是与太祖一起共事的同僚，太祖黄袍加身之后，大家才由同僚变成了君臣。这一变，脊梁骨也就变软了，太祖叫他们坐他们也不敢坐了。一而二，二而三，由新而旧，渐渐就成了新的祖宗规矩：大臣再甭想与皇上一起坐而论道了，统统都站着吧！
翰林院设侍读、侍讲学士，是真宗时的事情。开始也是很礼遇的：老师嘛，统统坐着讲书。时间晚了，还有尚食房赏下的御用好酒好菜吃。到仁宗接位，讲书的学士突然脊梁骨又发冷，再不敢坐，全改成站着讲了。皇上坐着听倒也罢了，跟着听的人也全都坐着，只有讲书的一个人站着。且不说尊师重道什么的，所有的人——包括一起听讲的侍者，都跟皇上一起坐着，这又是什么礼数呢？
安石既是侍讲学士，当然得讲书。开篇第一讲，就发现这站着讲坐着听，有些不伦不类。当时就上了折子，请求让讲书者坐下，而一起听讲的侍者之流则都得站着。吕公著也是讲书的翰林学士，也有同感，支持安石。支持安石的，还很有一批人。韩维不是礼官吗？他就说：“恢复真宗时的旧制度好。稽古重道，也能显示皇上的圣明。”
但反对的也同样很多。
有个御史的话，最地道：“侍臣在皇上面前讲书，不能坐。避席而谈，原是古今君臣的常礼。假如皇上请讲读官员坐，那是皇上尊德乐道，当然可以。但现在是学士们自己求着要坐，这就是另一回事了。绝对不行！”
另外一些人则说：“乾兴以来讲读官一直站着讲书，仁宗、英宗两朝都是这样。五十年不变的东西，怎么能一句话就随便改了！”
神宗问公亮，公亮说：“老臣侍候仁宗，倒都是站着的。”他是实话实说，并没拿出意见。
这下，神宗有些为难了。坐还是不坐呢？他拿不定主意。
再讲书的时候，完事之后，神宗将安石单独留了下来，说：“爱卿以后讲学，可以坐着讲。”
安石能一个人独自坐着讲吗？这事他连提也不提了，倒也没往心里去。
究竟是坐是站，不是什么大事。可只要稍稍一琢磨，它后面的象征意味，却实在不能算小。
司马光笑着问吕公著：“怎么样，又学了一回乖不是？”
公著并没有学乖，自然无从回答。
司马光看出他不是有意装傻，敞开了谜底：“坐不坐，一件小事而已！可既成了惯例，要改就难了。小事尚且如此，大事更可想而知！这是不是乖？”
公著这才恍然大悟，由衷地佩服道：“是，是乖。小中见大，惭愧惭愧！”
这话要是安石听了，不知会作何感想？总不至于无动于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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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六十七回（1）
棒打鸳鸯阿云走险
定议刑狱群臣纠纷
世界上最血腥的事，不是战争，而是刑狱。战争，水火相并，血肉横飞，固然残酷，但双方各执刀枪在手，毕竟是一种平等竞争：死也好，活也好，大家好歹还是机会均等。刑狱就不一样了。一旦罹罪，只能坐等惩罚，任人宰割。所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想谈别的，只好做梦！两相比较，这种完全不能自卫的伤残死灭，自然要比有权一争胜负的对等拼杀，更残酷血腥。
或许正因为如此，几乎从刑狱刚刚诞生的那一天起，人们就要求慎重对待它了。随着专制政体的日渐发展，相因的约束机制也日益健全、完善起来。尽管它始终只是专制政体之下的一种健全与完善，与现代文明的司法制度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但其存在与发展却是毫无疑义的。说起刑狱，以为古代就全是一片黑暗，显然不尽正确。黑暗也有不同的色调。古今相比，有时会让你哭笑不得，倒也不是根本不可能。
大宋的司法刑律，承的是唐代，不过小有变化。地方上的刑事诉讼，小事归县，大的归州、府。州、府，审理与判刑也是分开的，大致分为三节。司理参军主管案件的调查审讯，这叫推鞫；司法参军根据案情实际，检索法律条文，提出初步处理意见，这叫检断；最后是勘结。由判官或推官，复查案件，定罪量刑，写出判稿；再由知州或知府大人敲定判词等等，对外发布。一旦发布，这案子也就算审结了。审结的案子，由知州或知府负主要责任，其他人负连带责任——哪一段出问题，哪一段负责。
三节中的流通，是一种自我约束、自我监督。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两级监督程序。
一级是路，一路通常辖有好几个大体平级的州、府、军、监。大宋在各路不是设有提刑司吗？提点刑狱使或转运使，就专门或兼职负责本路各种刑事诉讼的审查监督。
最后一级，自然是朝廷。朝廷这一级，也有互相制约的三个环节。一是设在皇宫里的审刑院，一是刑部，一是大理寺。地方上将疑难重大案件，先报审刑院。审刑院接到材料，转给大理寺审判；大理寺审好，转给刑部复审；刑部复审之后，再转呈审刑院最后复查。假如这样还有分歧，皇帝就会下诏让两府重臣或翰林学士们集体讨论，以便最后形成一种意见。
这么层层把关，不是很细密、很周到吗？这样细密周到，该永远不会有冤狱了，怎么还有呢？其实很简单：抽象的程序当不得真，关键还在怎么做，由什么人去做！当然，有这些防范程序，毕竟比没有还是强多了。在它的羽翼之下，多少总还能保护几个可怜的生命！
远在登州的阿云，大抵就是靠它留了一条小命。
这是一个凄婉而又悲惨的故事。
阿云姓刘，是蓬莱县刘夏村人，家里薄有田产。一个弟弟是后来生的，直到###岁还只有她一个，加上生得一副鬼精灵样儿，特讨人喜欢，父母就权当个男孩子养着了，掌上明珠似的。阿云有个嫡亲表叔，是个落第秀才，屡试不中，自己也灰了心，干脆再不妄想，只靠教书吃饭了。有人请呢，就去坐馆；没人请，就在家里设帐收徒。那两年还算顺溜，叫韦庄请去坐馆了。学生除了韦庄的孩子，也还有附近、乃至亲戚的孩子附读，也就十来个人吧！乡下人读书，未必有什么远大目标，不怕人多受影响。相反，有人附读，与主家，与先生，倒是两便：主家可以少付一些束脩——就是工钱哪，先生也可以额外多一点收入。阿云父母不是疼爱她，当男孩子养的吗？家里也还勉强能过；韦庄又不远，不过里把路的光景，早晚的炊烟都望得清清爽爽。当时就与表叔商议，叫阿云也去附读，好歹识一个倒顺，在家闲着也是闲着；束脩呢，一文不少，人家给多少这边也给多少。是真亲戚，原来处得蛮好，又不是白教，表叔没说二话就同意了。主家原是允许附读的；就是女孩子不方便，本家都不忌讳什么，自己操那份闲心干什么？外加有先生出面，这事一说就成了。从此，阿云就成了韦庄私塾的一名学生，与十来个男孩子成了同窗。
阿云不但长得鬼精灵，也真出奇地聪明，什么都一学就会。同窗里面除了阿云，只有黄士则与韦阿大最突出。士则是黄庄来附读的，虽是农家出身，却与阿云一样聪颖俊秀，老师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