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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自将修完的唐书献给朝廷得到嘉奖，已经做到副枢密使。他对于安石的进退，自然很关心，知道他除了困难，怕也还有难言之隐。找到安石一问，安石谢过之后，果然回道：“大人，朝廷所以突破常规提拔我，总是认为我有过人之处，想要我有所作为，是不是？”
欧阳修说：“那是自然。要不，怎么会三番五次要擢用你呢？我知道你肯定有想法，说说吧。”
安石道：“大人，您比我更清楚。当今天下，最大的问题，莫过于因循守旧；最重要的当务之急，莫过于改革，革除因循之弊。朝廷不次用人，首先得有特殊才干，能够革除积弊。这样才会深孚众望，才能一扫积弊。您是知道我的，无才无德一个人，治身、居官，没一样有过人之处。虽然也知道好学，学的东西却没一件能够得到实施！提拔我这样的人，除了增加笑料，贻误国事，还能有别的结果吗？除了辞免，我实在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啊！”说到最后，安石已经慷慨激昂，不能自已了。
安石一向很沉稳，从来没见过他这么慷慨激昂，欧阳修自然有些吃惊。可他毕竟是了解安石的，就是安石上过《万言书》之后的郁闷他也略有所知，何况，官场的历练也比安石更为通透，略一迟疑之后，也就莞然一笑了，安慰安石道：“介甫，你说的我都理解。什么都不能急，只能慢慢来。因循既已成弊，这因循之力就不是短时间所能改变的了。不然，它又何至于成弊呢？还有一条，你有没有想过？不在位置上，你就有天大的本事，也没有用武之地！有了位置，就有了机会。一旦时机成熟，你就可以大刀阔斧，有所作为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安石愣了半晌，才说道：“大人，您说的固然有理，可僭越同列，贪冒宠荣，总是不妥当。将来如果朝廷循序用人，轮到我，我再当仁不让吧。这次，还是要辞的。”
欧阳修笑道：“这次不比上次，朝廷也没有退路了。还是走着瞧吧，实在不给退路，你只能权变了。”
安石又连着上了四本辞折，朝廷到底不准，他也只好勉强了。朝廷这次真是有备而来，一到他上任，跟着就将他转升了知制诰。朝廷原有这个惯例，辞又纯粹是走形式，安石也就不再饶舌，当他的知制诰了。
安石的问题解决了，本来已经没事的司马光，却又骑虎难下了。
安石是嘉祐六年夏天做的知制诰，司马光还在做他的修起居注、知谏院。来年春天，朝廷也要升司马光与吕公著做知制诰了。不过，他们不能像安石那样直迁，必须先到中书考试，合格后才能升用。考试的程序其实很简单：最主要的，不过根据虚拟的题目，试着替皇上拟几道敕令、诰命而已。司马光喜滋滋地去试了。很快就传来消息：考试合格，朝廷不仅要任他为知制诰，还准备要他兼侍讲——专给皇上讲书。他更高兴了。可很快又传来消息：人家吕公著根本就没去中书考试，更甭说当什么知制诰了！而且，朝廷已准了他的辞折，升他为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了。君实一听，当时冷汗就下来了！这个吕公著，也不打声招呼！这不是有意要我难堪吗？他也没想想，自己又什么时候想着要和他去通气？
吕公著不去考试，原是事出有因。
安石当群牧判官的时候，欧阳修不是曾举荐过几个官员吗？除了安石，还有包拯、吕公著等等，他们后来都陆续升了官。安石回京当上度支判官不久，原来的天章阁侍讲病了，朝廷下令要吕公著升任。吕公著借口身体不好，改荐司马光与安石代替他。朝廷没理这个茬，还是由他做了天章阁侍讲。才几年，自己还在天章阁与皇上消磨时光呢，安石早跑到他前面去了。他就是淡泊，不计较也就得了。可现在是要他追着安石的脚后跟跑；而且，为了得到这追脚后跟的权力，还要先通过考试取得资格！这已经不光是升官任职，而是对人格尊严的一种侮辱了！不要说自己堂堂宰相之子，就是平人之后，也不能这样去捧臭脚啊！这试要是能考，天下也就没什么事不能做了！
司马光哪里能想到这些，他也顾不上去想，当务之急，是找一个解羞办法，洗刷自己名利熏心的臭名声。想来想去，唯一的办法只有上书辞免。他先从自己当初之所以坚辞起居注说起。那不是因为自己不能记录皇上的言论行动，怕的就是顺序升迁知制诰，写不来文章叫天下笑话。为什么又应命而试呢？原是怕辞不掉，又招人闲话。直到知道吕公著辞免，升任待制，自己才悔恨不迭了。只要能辞免，也就顾不得一时的难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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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四十三回（5）
这次是有进无退，他只能一辞到底。上到第九章的时候，好歹才算如愿以偿了：朝廷让他做了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仍知谏院，赐的是三品官服。那敕命，还是安石写的：
扬雄曰：“周之士也贵，秦之士也贱；周之士也肆，秦之士也拘。”盖言先王以礼让为国，士之有为有守，得伸其志，而在上不敢以势加焉。朕率是道，以君多士。以尔具官某，文学行义有称于时，故明试以言，使司告命，而乃固执辞让，至于###。改序厥职，以伸尔志。是亦高选，往其懋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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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四十四回（1）
知制诰仍故我依然
言职事多老生常谈
一是因为忙这忙那，二来也有个职责所限的问题，自打上了《万言书》，安石就再没有机会回到这个题目上来了，到做了知制诰，终于又有了一次机会。
契丹与大宋，不是经常有使节互相来往吗？每次使者到了对方边境，主人一方都要派人迎接，回去时再送出边境。这负责接送的，就叫做接送使者。安石做知制诰不久，就做了一回伴送使者，一直将契丹使者送到雄州白沟边境上。一路所见所闻，无限感慨，自然又要想到变法图强。伴使回来，仁宗要在垂拱殿召见他。这是自己生平第一次上殿单独面见皇上，能不抓住机会吗？他将《万言书》的主要思想缩成一个劄子，揣在了怀里。仁宗的召见，只是例行公事，并没有垂询多少东西。几句话之后，他就献了劄子下殿了。可他心里仍觉着满足：毕竟亲手将劄子递给皇上了！《万言书》即使没读，这几百字的短短劄子，皇上总是要读的！
又是一个泥牛入海。
安石的心情，更为痛切郁闷了。
不能就这样算了！他又给仁宗皇帝上了一本，话题自然也更沉重了。奏折一开头，他就猛敲警钟：长久执政的皇帝，只要没有心忧天下的至诚恻怛之心，即使睿智英武，没有暴政酷刑，也一样会弄得天下大乱，生灵涂炭。晋武帝司马炎、梁武帝萧衍、唐明皇李隆基等三个人，就是现成的例子：他们都算得上是明智有功之主，都在位几十年，天下似乎也都没有什么事情；又全都一样忘乎所以，以为天下真的歌舞升平，江山真的金汤永固，一味因循苟且，得过且过。好梦还没做完呢，天下已经大乱，宗庙毁辱，膏血涂野，连自己的性命也差点儿搭进去了！总以为不至如此，却偏偏或然沦到这个地步，最是触目惊心！
为什么没有至诚恻怛的忧虑之心，就会弄到这种地步呢？这是因为，天下是至大之器，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维持；非众建贤才，不足以保守。而没有了至诚恻怛的忧虑之心，就不能询考贤才，讲究法度。一个社会，不用贤才，不修法度，只知道苟且时日，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时间长了，能不出乱子吗？以古论今，皇上谦恭节俭，聪明睿智，仁民爱物，长久享国在位，也正是到了以晋、梁、唐这三个皇帝为鉴，至诚恻怛心忧天下的关键时刻。
这可不是虚言枉论，那危险是实实在在的。且看朝廷职位，不能说得了贤才；政事施为呢，不能说已合法度。放眼内外，官乱于上，民贫于下；风俗日渐浅薄，财力日益穷困。这是何等的危险！而陛下高居深宫，却没有一点讲究考校、以求变革的意思！一想到这个，怎能不叫人心急如焚，扼腕浩叹！
从来因循苟且，犹豫无为，只能侥幸一时，决不能旷日持久。以古准今，天下安危治乱，仍然大有可为。只要充分认识问题严重，从现在起就有所作为，大明法度，广揽贤才，前途仍旧无限光明。有为，莫甚于今天。过了今天，则连懊悔都怕来不及了！
安石说的三个皇帝，司马炎在位二十七年，死后不久宗室就造反，有了“八王之乱”，西晋王朝从此一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