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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1928年，当蒋介石率部举行第二次北伐时，5月却发生了“五三济南惨案”。5月1日，北伐军克复济南。日本帝国主义借口保护日侨，出兵占领胶济路及济南，企图阻挠国民革命军前进。蒋介石一面严令部队注意军纪和各军驻扎原地待命，一面派蔡公时及随员十余人到日本驻屯军福田师团部交涉。不料，“五月三日，我军于占领济南后，正从事渡河北上之准备，日军突然袭击我军，围攻我交涉公署，惨杀我交涉员蔡公时，全市邮电机关亦被占领，复向我提出，济南我军一律解除武装，及附近二十里以内不得驻兵种种无理要求，且不待我答复，即开炮轰城，我军不得已退出城郊，军民死伤万余，财产损失无算，造成我民族史上奇耻大辱”。蒋介石在《誓雪五三国耻》中说：“日本人那种野蛮行动，简直就是禽兽，对于我外交官，竟敢施行那样的暴行，谁亦想不到的。这次日军暴虐的行动，就是世界各国，也都晓得了他们是一种最野蛮的军阀。”对此，蒋介石一面同日本交涉，一面命令部队“绕道渡河，继续北伐”。就交涉来说，经过11个月的周折才解决。日本方面不得不承认：“济南事件以来日中邦交处于断绝状态中国正在大举排日，贸易也已停止，尤其是与中国交易繁复的大阪经济界简直是一筹莫展。”“解决这样事件的条件，照例是采取使对方道歉、赔偿，并保证将来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等。但是，解决济南事件时日本方面的方针是：即使双方各负一半责任也可同意。”♀米♀花♀书♀库♀ ；__
尽管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和侵华行径有这么早与这么深的了解与认识，但南京政府建立后，蒋介石做的却是“攘外必先安内”。
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书》中就十分清楚地表达了他对“安内攘外”的立场与观点。他说：“我全国同胞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生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9月1日，蒋介石在汉口发表的《为呼吁和平告全国同胞书》中下了死决心地说：“中正惟有一本素志，全力剿赤，不冀其他，惟冀除我民族根本之大患，以完成唯一使命。”
当时东北的敌我态势是这样的。“九一八”事变前，日寇驻在东北的兵力，一为铁路守备队，下辖四个大队，由其国内各正规师团抽调兵力编成，是永久性的驻屯军；一为驻屯师团，辖两个步兵旅团和一个骑兵联队、一个炮兵联队，这是驻东北的常备师团，每两年与国内师团轮换一次；一为旅顺要塞司令部，辖旅顺重炮兵大队以及属于关东军的宪兵队和特务机关等。这些部队统归关东军司令部指挥。关东军司令部原设在旅顺，“九一八”事变前移到沈阳。当时这些部队主要是控制了辽吉两省的重要城镇和主要交通干线。日寇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迄至“九一八”事变前，日寇在东北的侵略势力已根深蒂固，为了力谋实现其大陆政策，已多方制造事端，向中国挑衅。而中方，在中原大战中，张学良为了帮助蒋介石战胜冯玉祥、阎锡山，已将东北军主力大部分开进关内，其自己也长期住在北平。1931年七八月间，冯玉祥部投张学良的石友三受非常会议的收买，转过来反张，进兵北平。这时，张学良就把东北可能抽调的部队抽调入关，参加讨伐石友三的战事（黑龙江仅有的两个国防旅也都在这时调入关内），这样，致使东北的边防军兵力益显单薄。当时东北军将领对于这样的抽调兵力打石友三曾作了通俗而又形象的比喻：“东北军为了讨伐石友三，不但把棍子拿了出来，而且连笤帚纥达都拿出来了。”结果在东北，吉、黑两省只剩下五个旅，而且多为装备低劣、两团编制的省防旅；处在日军强大兵力威胁下的辽宁，也仅留王以哲的第七旅、张廷枢的第十二旅、张树森的骑兵第三旅、常经武的第二十旅和两个省防旅，总共五六个旅的兵力。这正如冯玉祥所说的：“当时看见张学良跑到北平，日本人觉得这个时候可以发动了，因为日本人看见蒋介石在北伐成功以后，自己用刀把自己的臂膀和腿都砍掉了，明明地知道，就是日本人占了东北，蒋介石也没有什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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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的形势越来越危急，日本的侵略野心暴露得越来越明显。当时沈阳市公安局督察长兼公安总队长熊正平目睹“九一八”事变前“沈阳形势即日渐紧张”，就向警务处长黄显声报告。黄遂亲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黄由北平返回沈阳后对熊正平说：“副司令派王维宙代表他到南京请示中央了，蒋介石指示不必惊慌，有九国公约及国联，日本不能强占我领土，万一日本进攻，也不可抵抗，以免事件扩大，处理困难。副司令又说，你们地方武装可加紧训练，严加戒备。”当时第七旅旅长王以哲面对“万一发生事变，我旅必将首当其冲”的态势，亲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并请求将关内东北军调回一部分，以防万一。王回到沈阳时对部属说：“张副司令已经派人将情况报告了蒋介石，蒋指示暂不抵抗，准备好了再干，一切事先从外交解决；并告诉张学良要效法印度甘地对英国不合作的办法来应付日本，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针。”据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回忆说：“在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转来蒋介石的铣（8月16日）电，主要内容是：采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让，避免冲突，千万不要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等语。”冯玉祥也说过：“九一八事变前，张请示过蒋介石，蒋对张学良说：无论日本人占什么地方，都随日本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蒋说：这话是我说的，但你不许对别人说。当时全国的舆论，因为张学良说的不抵抗主义，大家都攻击张学良，但张学良有苦说不出来。”3到了9月12日国民政府驻日大使馆电告说，近日日本政府决定对满蒙的最后方针，认为中村震太郎的失踪，系被中国虐杀，已密令驻屯南满沿线日军，相机为紧急有效的处置。这时，张学良还是令驻沈阳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同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说，中村事件经我方调查，已将兴安区屯垦军第三团团长关瑞玑扣押，即为负责处理，意谓中村事件如能协议解决，或不致发生严重事端。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的态度有以下三种。第一，幻想和平解决。他说：“我们现在固要尽力避免战争，且在未至战的时候，仍要镇静持重，无暴其气。”“现在我们的军备武力，虽然不如日本，但因为我们人民知识程度提高，所增加的卫国力量，实在足以保卫我们国家的存在。这种精神的表现，决不是军国主义的国家所能压倒的，所以此次事件，固希望能够和平解决，但若万不得已而须以武力自卫，就必定可以得到最后的胜利。”他于9月23日致电何应钦指示对日方略，说：“对日方略，我应采取正当防范，如日军有越轨行动，我应以武装自卫。”第二，迷信国联来解决。他说：“我国是世界国家之一，既不能离开世界，同样既是国际联合会的一分子，即不能离开国际。”“我们更应相信国际有公约，人类有公道，我们要以和平的心理去遵守，以牺牲的精神去拥护。”第三，先要安内。他在9月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