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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的信徒），也有核战略家艾伯特·沃尔斯泰特、学者兼官僚弗雷德·埃克雷，还有高级内阁成员乔治·舒尔茨、迪克·切尼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过了一段时间，沃尔福威茨开始培养自己的一群门徒，他们是由他介绍进入政府的年轻的保守派，如切尼的办公厅主任斯库特·利比，还有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等。在某种意义上，沃尔福威茨的经历符合一位欧洲教授的知识传统；他最重要的关系不是与他的同辈人而是与他的导师们、继而又是与他的学生们的关系。
他是学术界与政府之间的一座桥梁。对于他在学术界的导师们，沃尔福威茨代表着连接政府和公共政策的现实世界之间的纽带。对于政府里的恩师们，他提供了理论框架和决策的理论基础。值得注意的是，沃尔福威茨从未反对或者背弃过其中的任何一位恩师。他既不努力争取，也没有人去请他担任最高层的领导职务。尽管沃尔福威茨低调的个性和善于思考、毫不浮夸的风格使他成为理想的大学校长人选，但并不太符合在华盛顿一位内阁部长应有的外表和举止的标准；沃尔福威茨不像拉姆斯菲尔德那样强硬、果断，不是科林·鲍威尔那样干练的管理者，也不像康多莉扎·赖斯那样有政治头脑。结果，到了沃尔福威茨年近花甲、原来的一头黑发渐渐花白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位下属——然而，由于他创造性的智慧，他是华盛顿最有影响的一位下属。
沃尔福威茨的父亲雅各布·沃尔福威茨出生于波兰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在华沙出生，10岁时跟随父母定居纽约市。他毕业于纽约城市学院，在大萧条期间，为了挣钱，曾在高中教书，获得纽约大学数学博士学位，最终成为美国统计学理论的著名专家。他毕生都是一位虔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到了晚年，还积极组织了反对苏联迫害###者和少数民族的示威游行。①
40年代初，老沃尔福威茨在哥伦比亚任教期间，参加了学校的统计学研究小组，为美国军方进行战时研究工作。在此期间的1943年，保罗·沃尔福威茨诞生了，排行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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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门徒的知识分子（2）
雅各布·沃尔福威茨于1951年加入了康奈尔大学的教师队伍，把夫人和子女从纽约市合家迁到了纽约州令人愉快、宁静的大学城伊萨卡。保罗·沃尔福威茨虽然随父亲在休科研假的学期里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伊利诺伊大学教书而搬过家，但他青少年时代的大多数时间是在那里度过的。14岁时，他的父亲接受了在以色列科技大学当客座教授的工作，并将家一起搬了过去。（许多年后，保罗的姐姐劳拉，一位生物学家，嫁给了一个以色列人，并在以色列定了居。）
他最初的志向是上哈佛大学，但是他获得了康奈尔大学的全额奖学金，父亲明确说这个条件太好了，不应该拒绝。在本科生期间，他开始步父亲的后尘，主修数学和化学。但到了毕业那一年，他开始偏离自然科学，进入其他领域。他注意到，自己的业余时间用在了阅读历史和政治书籍上，而他的主课数学课的同学，则把业余时间都用在解额外的数学题上。②
在校期间，沃尔福威茨加入了“碲化物协会”。该协会是一位名叫纳恩的科罗拉多商人在1910年建立的，它选择了康奈尔大学一群成绩拔尖的学生，为他们提供免费食宿。学生都是男性，直到沃尔福威茨的姐姐在1962年成为第一位女性成员。被选中的学生集中住在学校一个大宿舍“碲化物大楼”里，他们在那里通过实践体会了民主的意义；学生们管理宿舍楼，雇清洁工，监督宿舍的维修，组织演讲、研讨会和其他学术方面的交流活动。③
“碲化物协会”这个概念本没有政治或者意识形态的色彩。但是在1963年，一位新来的教员、名叫艾伦·布鲁姆的政治哲学教授来到康奈尔，一段时间里，他担任了住在“碲化物大楼”里的教员。布鲁姆推崇传统价值、名著和经典的重要性；他后来撰写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一书，在1987年成为畅销书，书中具体论述了保守派对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的变化的不满。布鲁姆也是一位具有个人魅力的人物，他好问，是苏格拉底的信徒，享乐主义者，充满了智慧，是布鲁姆的密友索尔·贝娄的小说《拉维尔斯坦》中标题人物公开的原型。
“在他看来，耶路撒冷和雅典是文明的两个发源地……在他的课堂上，讲座总是座无虚席，他咳嗽、口吃，他吸烟、高声喊叫、大笑，他让学生站起来辩论，他唆使他们争斗、检查他们、向他们灌输，”小说家索尔·贝娄这样描述他笔下的主人公拉维尔斯坦教授，“他不会问，‘你们将在何处度过永恒？’就像宗教中鼓吹世界末日将近的纠察队员那样，而是会问，‘在当今民主社会里，你用什么来满足你心灵的需要？’……他会向你讲述你的心灵，它已经很薄，正在迅速缩小——越来越迅速。”④
布鲁姆很快在康奈尔发展了一个以“碲化物协会”为核心的学生网络。沃尔福威茨是其中一员。这个“碲化物协会”的其他成员在不同时期包括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总统候选人艾伦·凯斯、情报专家艾布拉姆·舒尔斯基、苏联问题专家斯蒂芬·塞斯塔诺维奇，还有中亚问题专家查尔斯·费尔班克斯。许多年后，在里根政府里，沃尔福威茨聘用了康奈尔“碲化物协会”网的几位成员参加了他在国务院的工作班子。包括沃尔福威茨在内的一些康奈尔大学校友，继续时不时地打电话给布鲁姆，希望按照传统价值和理想，去理解华盛顿面临的困境。
布鲁姆与仍在康奈尔讲授数学的沃尔福威茨的父亲之间的关系比较尴尬。在《拉维尔斯坦》一书中，贝罗描绘了一个名叫菲利普·格曼的虚构人物，他是拉维尔斯坦从前的学生，后来像保罗·沃尔福威茨一样，成为国防部高级官员。在小说里，格曼的父亲是和拉维尔斯坦同校教统计学的教授，很像真实生活中的雅各布·沃尔福威茨和布鲁姆。
“格曼在学术界的父亲坚决反对菲利###的拉维尔斯坦的讲座课，”贝罗写道，“受尊敬的政治学教授告诉老格曼，拉维尔斯坦太爱标新立异，他诱惑和腐蚀了他的学生。‘有人告诫一家之长，要小心那个同性恋色鬼，’拉维尔斯坦说。”⑤（布鲁姆是同性恋，这一事实是贝罗在书中首次公开披露的。他的一些学生认为他的性行为是个谜。“就像是‘别问，也别说’似的，”保罗·沃尔福威茨后来告诉一个来询问布鲁姆情况的采访者。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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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门徒的知识分子（3）
沃尔福威茨认为，小说家的描述有失准确，要么就是部分根据布鲁姆其他一些学生和他们的父亲的故事拼凑的。多年之后再回忆起来，他想到他的父亲和布鲁姆互相之间既提防又钦佩着对方。布鲁姆认为，大脑的一生代表着最伟大的活动，雅各布·沃尔福威茨常常在康奈尔的四方院子里连续数小时在沉思中踱步，没有一支笔或一张纸来帮助他，让他印象极为深刻。但是，老沃尔福威茨研究的是数学，布鲁姆研究的是政治理论；他们之间的鸿沟是不可逾越的。雅各布·沃尔福威茨根本看不起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也看不起研究这些的人。布鲁姆刚好是这个子集的一分子。⑦
布鲁姆的思想和他的知识架构大部分不是他自己的东西。他本人是一位名叫列奥·施特劳斯的哲学家的门徒和普及者。施特劳斯是德国犹太人，在纳粹镇压中离开欧洲，到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任教。布鲁姆的许多理论——尤其是他批判的在他看来弥漫着现代知识界生活的相对论情绪——都是直接来自施特劳斯。在芝加哥大学，布鲁姆曾在施特劳斯手下做过研究，他的第一部著作就题献给了施特劳斯，曾经把他第一次与施特劳斯相遇说成是一生当中“最关键的时刻”⑧。
保罗·沃尔福威茨在康奈尔大学念四年级的时候，决定申请研究生院，不是攻读数学或自然科学，而是攻读政治学和国际关系。他的父亲做了最后的努力，想劝他改变主意，坚持说如果他打定主意放弃纯自然科学，应该至少学经济学，这比任何其他的社会科学学科都更接近数学。他的请求很快遭到断然拒绝。保罗·沃尔福威茨同时被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院录取了。他选择了芝加哥大学。一个关键因素是列奥·施特劳斯仍在该校任教。沃尔福威茨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