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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喜欢把每一件小事,每一个活动,都讲成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但是人活着很多时候没有什么意义啊。人家问我为什么喜欢画荷花,我就说,我外婆打我,我就躲到荷花边……你真的以为我画荷花从这里开始?人应该冷静地对待这样一种东西——尤其是画家喜欢把每一件事情讲得很有意义。如果画革命历史画,那意义可能很多,但一般的,其实就是把一些普通的感受、修养的积累画出来。人死了以后,别人可能把你的画讲得非常有意义,每一个人说得都比你原先设想的“有道理”得多,而且各不相同。我出过一本摄影集,在里面说,比方我家里有一张破椅子,我不想要了,我就请拍卖行帮我卖掉,我去参加那个拍卖会,看见拍卖的人把我这张椅子吹得好得不得了,好到最后我自己把它买回来了。我本来没那么好,你一讲我有那么好,由不得我就自己爱上自己了(大笑)。没有这么了不起的事。所以我们需要冷静、从容,有一点幽默感,嘲笑嘲笑自己。
李怀宇 我觉得你的画难得的一点是,每一张都不墨守成规,有自己的想法,有新意。
黄永玉 中国传统绘画有个特点,仿八大、仿石涛,这是正路,如果在国外,你要是仿凡·高,画一辈子,那你就完蛋了。中国的传统就说我仿谁,还公开地写在画上。每个地方传统文化不一样,风格不同。至于创新,我是不同意的,什么叫做创新?一个人能有多少新可创?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风格。一个人的创作道路里面有一些变化,也不叫创新,过去我们叫做“变法”。变法也要依据原来的基础,不能完全脱离。改革开放初期,有一阵子大家学怀斯画画,有一个人有一本怀斯的画册,别人没有,他就照着怀斯的画来画,人家说他创新,大家都有这本书了,喔,原来是照着怀斯画的,就没有新了。所以我不太承认创新这个概念,我只承认好坏。这个人画得好,那个人画得不好。
黄永玉曾说,平生最喜欢的是文学,第二是雕塑,第三是木刻,第四才是绘画,但前三项都靠绘画养着,因为它们基本上挣不到什么钱。他的自传体小说《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写到自己四岁时,已有二十万字。
李怀宇 你的《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写得怎么样了?
黄永玉 还在写,不写就死掉了,来不及了,再说不写也可惜了,我觉得我那些故事都很有意思,得赶快写。写文章就简单了,不像画画,要带很多东西,一支钢笔和一些稿纸就可以了。有意思的是,我发现市场上已经有整本的在卖了,可是我还没有发表哪,已经有盗版了。不过,盗版不盗版也没有关系(笑)。另外还有一本,我女儿建议我赶快写,那本在香港《明报》登过,叫做《大胖子张老闷儿列传》。还没有写完,已经写了三十多万字,国内的人会喜欢看,但国外的人就不喜欢,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这几十年国内的情况。
李怀宇 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你说很多年前跟聂绀弩先生走在街上,你告诉他有个很好的故事,他说:“故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来讲。”
黄永玉 文学不光是讲故事。写文章也像作对联一样,上一句下一句,要讲得有意思,结构、关系,但不是讲故事,巴尔扎克讲故事讲得好,出神入化,但他写得没有司汤达、左拉有意思。我用有点类似福楼拜的写法,不要太紧张,从容一点,慢慢地说,站在故事以外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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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创作的起点是快乐(7)
李怀宇 我听董桥先生开玩笑说过,你的文章第一,书法第二,画第三。
黄永玉 对我来说,比较容易做的事情是写文章,也比较快活,快乐的基础是好多朋友喜欢看我写的东西,那我就开心嘛。画画么,我的朋友也喜欢,但画画更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卖钱,卖了钱可以请朋友吃饭,可以玩,但画画没有写文章这么开心。
在北京万荷堂,黄永玉喜欢请一些老朋友来聚会。黄苗子、郁风、丁聪、王世襄、范用、杨振宁、张开济、刘诗昆等人都曾在这里留下欢声笑语。“文革”时,沈从文在街上难得与黄永玉擦身而过,不到五秒钟说了一句话:“要从容对待啊!”如今安享晚年,这些老人有了另一种从容的生活。
李怀宇 我觉得你和那些老朋友了不起,经历了那么多苦难,还是那么从容,而且都很长寿。
黄永玉 对人生从容一点,别嚣张,苦也别嚣张,得意的时候更不要,这需要修养,有知识的修养,也有人生的修养。前一段我对一个年轻的朋友说,你不要光研究胜利者的传记,也研究一下失败者的传记,很多失败者也写了传记,而且具有和胜利者写的传记一样的价值。很多人研究胜利者,但胜利者写的传记里,有很多夸张的东西,而失败者传记里有很多东西是真实的。
有人说,人活着一辈子,太没有意思了,我问他,为什么没意思啊?对死,我曾经有一个系统的看法,当然,死了就烧掉,送到火葬场,人就回来,就不要再管,骨灰都不必要。鲁迅说,如果一个人不活在人的心上,他就真的是死了。为什么要活在人的心上?有什么理由你要活在人的心上呢?好像也没什么意思嘛……且不管这个,既不要骨灰,又不想活在人心上,你还想干吗呢?所以我有几个方案。一个方案是不把骨灰放在火葬场,放在抽水马桶里,请一个有修养的受人尊敬的老先生拉一下,举行个仪式。这个方案我爱人反对(用粤语讲,黄太张梅溪是广东人),说塞住水管,找人修很麻烦。所以只好执行第二个方案,把骨灰一小包一小包地包起来,分送给朋友,栽花。但是有一个问题,到了晚上,朋友看了,觉得花长得比较怪,吓人。这样只好让朋友永远痛恨我,咬牙切齿地骂我,就把骨灰揉在面里包饺子请大家吃,吃完了宣布:“你们刚才吃的是黄永玉的骨灰……”关于死,杨宪益讲了很好的话,他说与其等人死了以后称赞他怎么好,不如活着时就开追悼会,他想自己快死的时候,搬一张靠椅,可以旁听大家吹捧他。
李怀宇 黄苗子在他那篇著名的《遗嘱》里也讲了类似的意思。
黄永玉 是我先讲了,苗子听了马上写文章,比我更快(笑)。
李怀宇 不管画画、写作,还是对待人生,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你的“快乐”。
黄永玉 我一生都没有寻找伟大的意义,画画不像政治生活。“文化大革命”时有位老先生批评我,说我创作态度一点都不严肃,永远是为了快乐。当时我低头站在台上,他指责我,我也不能说话,要是平常他这么说,我肯定请这老头吃西餐,我说你怎么讲得这么对啊!搞艺术创作如果没有快乐的基础你怎么画啊。为了创作,心情是要快乐的。最近我画了一张画,写了《快乐论》,我们中国人也有自己的快乐方式。
画画的基础,每一个人的起点,都是为了开心,有一个兴奋点,对吧?要是你碰见灾难倒霉,你就没法好好画。我在毛泽东纪念堂画完了以后,人家替我感觉到这个工作很重要,来访问我:“你说说看,你在画这个稿子的时候一边画一边想什么?”我说就希望赶快完成。他说不是不是,画的时候你的心情怎么样。我说心情就是希望认真地画,赶快完成。他说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你的意思就是希望我一边画一边流眼泪,想着毛主席伟大的恩情,这不可能嘛。一个人在工作的时候一边哭一边画画,有这样的事吗?这样也画不好。你想我这么讲,像郭兰英唱歌,一边唱歌一边流眼泪,你相信那眼泪是真的?搞艺术当然有很严肃的使命,但是起点肯定是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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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创作的起点是快乐(8)
看画不靠耳朵,要靠眼睛的。我有一张画,我拿给你看(进房取出一张画)。你看看,我在这画上题了跋(边看边念题跋):一切创作的起点是快乐,很难想象一个人不快乐能做得出事。我这也说得不全面,不快乐的人也能做使天下不快乐的事。创作不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