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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于裕仁的战争责任有极大争议。如同“珍珠港事件”一样，这是一个不应过度简化的问题。相关作品从批判性的至支持性的均有。现在许多论者抱持类似 Steven Large的观点，基本上是平衡但谨慎地同情的立场，认为裕仁是一个软弱的人，陷于他无法处理的太过强大的形势之中。他未能阻止他人犯罪，犯了不作为罪，不是作为罪。另一方面，Herbert Bix 的著作尤其提示一个较不同情的观点可能较适当。他特别列举裕仁积极参与事务的例子，诸如战略军事规划、促使在瓜达卡纳尔战役中部署空中军事力量。
第一节 美国梦想的新日本（4）
但在1946年1月致联席参谋长会议的一份备忘录中，麦帅强烈呼吁保留无辜的裕仁，他警告说，假如不如此，对于占领计划将会有可怕的后果。他的意见被接受了。裕仁幸存了。他不仅免于受审及可能的处死，由于麦帅的努力，他甚至设法免于必须逊位。
这可能是麦帅想要的，但许多人因为这个令人不快的遗留问题而感到怀疑。这种不信任持续至今，尤其在曾于日本统治下受苦的亚洲国家之间，也存在于有进步意识的日本人之间。
裕仁可能保住其生命了，但他无法避免角色与形象的改变。他必须变成人民的象征，以情感的形式获得人民的接受与尊敬，而非对一位活神的愚蠢敬畏。根据华盛顿政策与麦帅本身对天皇是神的危险性认知，裕仁将被视为仅仅是凡人（这一政策似乎是早在1944年5月由休·波顿提出的，认为不应支持裕仁的神格）。这将大大减少在《教育敕语》与《国体之本义》之中所见的天皇制教化复活的危险性。就此意义来说，他的地位的改变是对抗任何军国主义复活可能性的进一步措施。依据相关措施，国家神道将被废除。当局将宣布神道是宗教，而宗教将与国家分开。日本国民将不再有将天皇视为神而加以崇拜的责任。
废除国家神道的神道指令，由盟军总部于1945年12月发布。同一个月，盟军总部也拟定《凡人宣言》，并由裕仁于1946年1月1日广播。根据官方说法，这是裕仁本人的意思，但这是可疑的。事实上，当裕仁看见草稿时，他对于必须放弃他的神明家系感到不安，他设法将这层意思改成放弃其作为活神的地位，这种改变很微妙但意味深长。了解到现在日本被迫接受民主，他确保《凡人宣言》以1868年的五条誓文起头，因而强调明治维新以来君主制与民主之间的连续性。无论如何，1946年元旦广播的《凡人宣言》的最后版本包括重要语句，诸如“天皇是神，而日本民族比其他民族优秀且注定统治世界，这样的概念是错误的”，麦帅与华盛顿都很满意。
裕仁的凡人化与他作为人民的象征的角色，也将在几个月后发布的新宪法中被正式加强。新宪法将他的角色从绝对君主转变为“国家与人民团结的象征，其地位源自人民的意志，而主权在民”。
此后，尽管裕仁明显感觉不舒服，这里是人民天皇的他必须到全国各地旅行和民众见面。为了协助他在日本国内与海外被接受，盟军总部将他的个人形象设计为穿着宽松衣服、伯父形象的“无害老人”。通俗书刊与文章很快出现，强调其私生活与凡人性质以及他作为博物学者的学术成就。它们显示他是一个总是和人民在一起、爱好和平、有教养的知识分子——一个被军方与其他邪恶人物误传的凡人天皇。重点被放在他挺身发言结束战争的勇气上。他没有逊位被当成关乎荣誉的问题，因为他正亲自带领人民渡过他本人决定接受的《波茨坦宣言》所带来的“不堪忍受的”后果。换言之，他受到公关专家的操纵甚至于超过他的祖父明治。
新宪法可能是占领时期的最大成就，不光因为它将裕仁予以凡人化。尽管许多人尤其常常抱怨第九条款，新宪法维持至今仍未改变，已成为日本民主化（至少表面上是如此）的象征。它是在1946年2月初由年轻且缺乏经验的盟军总部人员组成的小组、加上几位非军人所草拟的。他们依据来自华盛顿编号SWNCC228的控制文件工作。在不愿看见日本人自己提出一套适当宪法草案的麦帅的压力下，他们以不到一周的时间完成这一工作。他们在建国方面的年轻与缺乏经验，使他们很像明治的寡头执政者。这个小组之中没人对日本或宪法知道很多，甚至负责执行这一工作的组长查尔斯·凯兹（Charles Kades）承认，他对日本的知识是“零”（见“Reinventing Japan”录像带，这录像带包含对凯兹及若干参与新宪法草拟的盟军总部人员的访问纪录，披露许多真相）。他们缺乏知识意味着，控制文件的主要作者国务院的休·波顿的参与变得更加重要。它也意味着，日本人自己对宪法的最后版本能够作某种程度的非正式参与（正如盟军总部的许多指令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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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美国梦想的新日本（5）
由于如此的日本人的非正式参与被盟军总部故意夸大，根据官方说法，宪法是由日本人自己拟定的。很少人会被这样愚弄。宪法是由美国人制定的，这事成为引发持续争议的根源。从20世纪80年代起出任首相的著名民族主义者中曾根康弘，不一定反对宪法内容。但他辩称，真正的民主不可以由外国强加在他国身上，而应该由本国内部自发产生。这就是说，不管是好是坏，日本人应该被允许制定自己的宪法。假如必要的话，占领当局愿意对日本人强制施加民主，这是新宪法与占领时期的矛盾之一。但同时这也是方便的，因为它允许日本人声称它是民主国，而实际上这是可疑的——这是外在形式与实质之不同的另一个实例。
新国会将由民主选举产生，但就像明治时代的寡头执政者，麦帅所要的是依其条件的民主。在1946年4月的选举中，
依据盟军总部的一项指令，选举根据宪法草案条款举行，即使宪法草案仍有待还未选出的国会批准。这意味着妇女首次投票。
在任首相币原喜重郎落选。他预定由政友会世系的新近成立的日本自由党主席鸠山一郎继任。但鸠山战前涉及若干反民主活动，得不到盟军总部的支持。他在组阁前夕受到整肃免职。吉田茂继任该党主席，并因为是党主席而出任首相。
当新宪法草案呈给国会批准时，有关女权的部分似乎引发特别热烈的辩论。对于盟军总部，这部分已成为新民主的象征，虽然它有不寻常的背景——这部分是由一名俄裔美国女子所拟定，并且在草案指导委员会中未经日本国会议员真正辩论而匆匆过关。
有关女权的提议是由碧特·史洛塔（Beate Sirota）起草。这位28岁的女子虽然她的姓听起来像日本人，却是一位俄裔美国人。她是宪法草拟小组中惟一真正有日本经验的人，她是小组之中的少数非军人之一，亦为非随意被挑选的少数人之一。她因为若干理由被挑选：她从5岁至15岁的孩童时期是在日本度过的，她能说流利的日语，而且她是女性。
在所有的令人注目的有关草拟宪法的故事之中，她的故事是很令人注目的。她在“Reinventing Japan”与后来的一次访谈中详细述说，她四处到图书馆搜寻相关资料后写成原稿。原稿太详细，凯兹把它删了很多。当这原稿向日本代表们提出时，日本代表起初不愿接受诸如保证男女平等的重大改变。但在讨论有关天皇的角色的16个小时的连续讨论后，才轮到这一部分的宪法草案的讨论。每个人都很疲劳，希望尽快结束。她本人在讨论中一直为日本人充当译员，结果被他们视为亲切的助手。他们不知道他们现在所讨论的项目正是由她本人起草的。她引述凯兹告诉他们的话：“史洛塔小姐寄望女权，你们为什么不让它通过？”她只补充说：“而他们照做了。”
它受到新选出的39名女议员的支持（当时众议院总共有466席），但受到大多数男议员的反对。在民众之中，不仅男人反对，许多女人也反对，大多但不完全是由于儒学教化的影响（儒学的影响仍将持续好几十年）。
一直要到20世纪90年代，多数日本女性才争论传统性别角色的问题。许多日本女性，甚至于很年轻的女孩，仍然对传统角色表示认同。如Iwao与其他当代女性论者所显示的，日本女性对女性角色的认知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虽然儒学是一大因素，但它不是日本女性社会地位的惟一决定因素。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