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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人自己看来，日本人的强度是强在他们的精神。他们感觉他们的力量比受到物质主义与利己主义削弱的西方人还要大。这精神力量包括战斗至死的决心。例如，在1943年5月盟军反攻阿留申群岛成功的战役中，日军有2351人丧生，仅有28人投降。这84∶1的死亡对投降的比率，对于日军来说很常见。它甚至于被某些个案所超越，例如北缅甸战役的死亡对投降比率是120∶1，并且被俘虏的日军不是受伤就是昏迷或失去战斗能力。这跟盟军一死四投降的比率形成强烈对比——几百倍的差别，盟军的这一比例被集体投降的事例大幅拉高，诸如在新加坡的英军。
但是如后来的口述故事所显示，并非所有日本人都准备战斗至死。有些人确实投降了，尤其是在战争的后期阶段，虽然到那时许多人感觉难以这样做，因为任何一方都仅捕获很少的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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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太平洋战争（3）
日军“有计划且纪律良好”的投降的一个例子是，42名日军（是俘虏他们的澳大利亚部队人数的两倍以上）1945年5月3日在新几内亚沃姆格勒投降。据作为审问员兼译员的Thompson指出，这批人的投降是例外情况。
但整体来说，大多数日军宁愿战死不愿投降。当然，许多人被教导去相信为国牺牲个人生命是对天皇─神的终极服务，个人存在的目的与终极净化。口述故事再度显示这种死亡愿望的程度，而死亡愿望有时使那些企图为此牺牲但未能如愿的人感到极度痛苦。
例如由横田宽口述的题为“志愿者”的故事。横田是自杀飞行员，但因诸如机械故障等问题而壮志未酬。他说：“俗话说：‘武士道是找地方死。’那是我们的热望，我们怀抱多年的梦想。一个为国牺牲的地方。我很高兴生为男人，一个日本男人。”他是众多高估死亡在传统武士道之中的角色的人之一。他也提到羡慕那些被挑选从事自杀飞行使命的人，提到那些像他这样
中途返航而受到鞭笞的人，即使中途返航是因为他们无法控制的原因。他的痛苦持续至战争结束很多年后。
一直到最后，盟军从未确定日本民族不会“一亿玉碎”（有如宝石的一亿人自我毁灭）毁灭自己而不愿投降。大多数日本人认为，战斗至死符合光荣的武士传统，但很少人了解那传统的观点是如何被理想化了。
从一个较不光彩的角度，许多日本人也十分相信，假如被俘，他们将被敌人残酷地折磨，而死亡将比较不痛苦。甚至于那些没受到教化或折磨威胁所左右的人，仍宁愿死亡，因为他们认为投降将为他们自己与他们的家属带来羞耻与烦恼。那些在战争结束时仍活着但被俘的人，宁愿家人以为他们阵亡了，这跟盟军战俘形成强烈对比，后者必定要求通知他们的家属他们仍活着的事实。
真正且完美的战士战斗至死的信念被理想化，使日军残酷对待那些未能如此的盟军战俘。日军虐待盟军战俘是出名的。日本战俘营的盟军战俘死亡率是30％左右，而德国与意大利战俘营的战俘死亡率不到5％。但假如日本人被认为玷污名誉或不纯净，日本人也用几乎同样的残酷对待他们自己人。
不名誉的理念也跟不完美与不纯净有关。对纯净的关切有时也使日本人残酷无情地对待他们认为不纯净的任何人，不管是不是日本人。这可能是一个罪犯，或一个生病或受伤的士兵。
那些被分配至战俘营工作的人，通常属于这一类，因为真正的战士跟诸如俘虏等“不适合的人”不相往来。他们苦恼、厌恶自己被分派这样的工作，这可能也是他们对待战俘偏激的一个原因。
对盟军战俘的残酷因过去几十年日本人对西方的愤怒与不信任而恶化。对于视自己为优秀、不承认与日本人对等、但现在在战斗中显得较软弱的西方人，日本人也愈来愈蔑视他们。日本人为事物分等级的习性也应用于种族，而许多人不需要《国体之本义》等的教化来说服他们自己日本人是优秀的民族。作为种族，他们是纯净的，他们是完美的。次级与不纯粹的人不值得尊敬——即使他们不是俘虏，正如被日本占领的亚洲国家之中许多国家所发现的。
当然，也总是有虐待狂，他们积极地沉溺于屠杀、折磨的战争机会，并证明他们的男子气概。所有的交战国都有虐待狂，日本当然不例外。有时日本似乎甚至鼓励如此行为，作为磨炼部队的一种手段。例如由宇野信太郎口述的题为“间谍与土匪”的故事。自认是砍头艺术行家的宇野，以屠杀与折磨的能力自豪。他和他的一些上司视这为教育其部队的一个重要的项目。
有点儿讽刺的是，日军战斗强度与初期胜利的轻易获得反而对他们不利。轻易获胜给他们一种虚假的无敌感，并因此打消先前计划的快速打击然后和谈的构想。他们的残酷激起盟军的战斗精神，也使盟军不太可能以有利于日本的条件接受停火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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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太平洋战争（4）
早在1942年4月18日杜利特空袭（Doolittle Raid）时，日本的不败战绩已受到打击。这是从远离日本海岸的航空母舰起飞并由詹姆士·杜利特（James Doolittle）上校指挥的16架美国B25轰炸机的空袭东京行动。这次日本冷不防被袭。日本还没有人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B25轰炸机就开始进行轰炸了，而令日本人关切与困窘的是，这些轰炸机没有一架被防空炮火击中。所有飞机都飞至中国降落，在中国降落时有8名飞行员被日军逮捕。其中3人被视为恐怖分子处死，导致德国向盟国日本抗议处死这些人而立下令人不快的先例。其他人在日本的生化战实验中作为实验人体被活体解剖。
生化实验大多在满洲平房地方进行，由石井四郎少校（后来晋升将军，1892～1959）领导的七三一部队主其事。早自1932年起，战俘与包括妇孺在内的敌国平民被使用为活的实验对象，叫做“丸太”（原木）。有时整个村落被感染瘟疫细菌或类似的东西。从事实验的人包括日本平民，他们似乎已习惯于这工作。
尽管有各种计划与尝试，生化武器似乎都没有实际被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使用来对付盟军，但日军广泛使用生化武器对付中国人。日本正规军本身似乎对这些战术或实验所知甚少或一无所知，而至少有1万日军成为自己国家的细菌战的意外受害者。
不到一个月后的1942年5月7～8日的珊瑚海战役，是对日军士气的一次较严重的打击。这一行动粉碎了日军入侵新几内亚莫瑞斯比港的计划。日军也失去了一艘航空母舰，还有一艘航空母舰严重受损。美方实际上受到较大的损害，但这次战役是日军攻势在太平洋首次受阻。
6月4～6日的中途岛海战，对日军是一大打击——事实上是太平洋战争的决定性转折点。日本一直计划要占领夏威夷西方约1500公里的中途岛，作为战略基地。但其计划被盟军情报当局发现。跟珍珠港的情况不同，这次情报被有效使用。再度由南云指挥的日本舰队损失4艘航空母舰。日军同时还损失2000多名船员与1艘重型巡洋舰。
此后，尽管在亚洲大陆有若干次胜仗与进攻，从太平洋开始，日军的运气每况愈下。占领新卡勒多尼亚、裴济与萨摩亚的计划被放弃，占领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构想也被放弃。至1943年初，日军被逐出新几内亚与瓜达卡纳尔（Guadalcanal）。日军在瓜达卡纳尔之役损失25000人，美军只损失1500人。
在1943这一年，日本为缺乏资源所苦，而对若干亚洲国家，日本必须以较间接的控制取代直接控制。日本给其占领下的缅甸与菲律宾等国名义上的独立。日本强调其自西方帝国主义手中解放亚洲的解放者的角色，企图维持占领国之间的团结并以日本作为领袖。结果是“满洲国”、中国、泰国、缅甸、菲律宾及“自由印度”的傀儡统治者于1943年11月6日在东京发表《大东亚宣言》。这个宣言抨击西方帝国主义并重申亚洲合作。这些国家的人民之中有许多人可能起先把日军当作解放者而表示欢迎。但事实上，至此阶段他们已因日军的残暴而感到极端幻灭。日军占领往往使当地居民的食物与其他资源被剥夺，而人员被强迫征召服劳役，有时甚至被船运至日本本土。
日本人本身也受制于资源限制与严厉的劳工动员法律。从1943年9月起，所有25岁以下的未婚女子被动员从事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