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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显然已经知晓夜里发生的事故,见到王敏清走来,便操着浓浓的湖南口音,打趣他说:“两个医生煤气中毒,应该表扬。”在场的秘书和警卫人员听了,都呵呵地笑了起来。
保健医生们没有保健好自己,造成不太好的影响,王敏清内心自责不已。毛泽东以幽默的口吻,提醒他们对此引起重视,使王敏清感到一阵温暖。
杨尚昆的茶杯里有“秘密”
7、我跟随时间最长的就是###/###的茶杯里有“秘密”/王敏清“轻慢”了陈伯达/陈伯达非要护士小宋照顾他的儿子
从进中南海,到1957年回北京医院参加“反右”运动,王敏清在中南海保健处除了机动之外,还主要负责###的医疗保健。
“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他的工作头绪比较多,也比较忙碌,晚上经常工作到12点多钟才能休息;而且时常因为工作过于劳累而打乱饮食规律,如外出活动、无法按时吃饭,引起低血糖症状。我有几次见到他心慌、无力,脸色煞白,快要晕倒了。”
针对###的这种病症,王敏清经常提醒他工作生活要有节奏,要注意劳逸结合,避免过度劳累。同时还对他提出饮食方面的注意事项。最初,他还建议###的秘书或警卫,随身带上一些糖块,在必要的时候给###吃,补充一些糖分。
可后来,王敏清经仔细观察发现,###并不怎么吃糖。原来不能按时吃饭往往是因为谈话或开会,有时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剥糖吃很不合适。于是王敏清又想了另一种办法,再逢开会或会谈,自己就带一包葡萄糖,必要时就冲一杯葡萄糖水,让秘书或警卫端给###。开会和谈话中间,秘书或警卫递杯茶水是很自然的,喝时也不必再有顾虑。如此一来,###低血糖症状的发生率就少多了。
回忆自己从事高层领导人医疗保健工作的生涯,王敏清说:“我跟随时间最长的,就是###。第一次进中南海,主要保健对象中就有他;第三次进中南海,虽说主要对象改为邓小平,但仍兼顾他;1964年,###下放陕西一年,我也跟着他去了一年;‘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五进中南海,还经常参与和过问他的医疗保健工作。”
王敏清说,和###长久接触,感受最深的是好相处,###接人待物,平易随和,没有一点架子。在医疗保健方面,他从不主动提什么要求,总是力求从简,尽量不麻烦医务人员。
那时,中央党政领导人,每年都要做一次全面体检;还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半年进行一次重点项目的检查。###的例行检查,包括胸部透视、心电图、胆固醇、肝功能、钡餐胃肠造影、糖耐量试验、血糖等等。每次检查前,王敏清都要与###讲述检查的项目、作用,并根据他的工作活动情况,具体安排检查的地点和时间。
每到这时,###总是说自己的身体不错,不必检查了;或说某项某项检查做过了,这次就免了吧。经王敏清再次阐述一遍检查的必要性,他才遵从医嘱。
同###的不太关注自己相反,陈伯达在医疗保健的事上显得有些斤斤计较。陈伯达那时的身体状况也不错,例行检查一直没有发现有什么病症。但他却经常要保健医生去看望他,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
有一年例行检查期间,王敏清将他负责的陈伯达等领导人的检查时间都做了安排。可不久,###的秘书通知王敏清,说###下一个星期要出国访问。一般来说,访问前需要体检。由于医院床位紧张,王敏清遂安排###提前住院检查,而将原先安排陈伯达住院检查的时间推迟了几天,因当时陈伯达也没有什么紧急情况。
不料,此事被陈伯达知道后,大发雷霆,质问王敏清为什么把他的检查挪到后头,而让###加在他前面,言下露出是对他有轻慢之意。王敏清向他解释后,他依旧耿耿于怀。
后来,###听闻了此事。他对王敏清说:“我身体挺好的,你何必让他生气呢?”王敏清说:“我这是从需要出发,问心无愧。”在对待体检一事上,两人态度反差竟如此之大,使王敏清感触颇深。
还有一次,陈伯达的孩子患麻疹,因为麻疹的治疗重点是护理和防止并发症,于是,王敏清决定调一个护士每天去料理一下。
而陈伯达非要将平日跟随王敏清、同时还负责其他领导同志保健的护士小宋留住他家,天天守护他的儿子。在陈伯达的一再坚持下,王敏清只好让小宋照顾他的孩子。
陪江青不得不一日七餐
8、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对王敏清说,为江青找保健医生很不容易/王敏清觉得父亲好像有难言之隐/江青心血来潮提议和身边工作人员共同进餐/为了陪江青吃一日三餐,她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得不一日七餐
1957年春,“反右”斗争日益高涨,中南海保健处医生全部被调回北京医院参加运动。但王敏清等人仍在医院的保健办公室,从事领导同志的保健工作。
到了1959年冬季,中央一些老同志陆续前往温暖如春的南方休养。北京医院保健办公室副主任力伯畏通知王敏清,要他护送廖承志的母亲何香凝去广州。
到了广州,王敏清同广东省卫生厅负责保健的人员交接完工作,正准备返京,当时一方面在广州休养,一方面又坐镇广州,主持保健工作的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要王敏清去见他。
一见面,傅连暲就对他说:“徐涛大夫要调离江青同志处,而江青同志的身边仍需要保健医生,组织上经过反复考虑,认为你去比较合适,江青同志也同意,希望你能承担起这项工作。江青同志现在广州,你就不要返回北京了。”
“我听后内心十分矛盾。那个时候,在我们看来,在江青身边工作,几乎等于直接为毛泽东工作。而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是要经过反复筛选和一定时期考验的,是很高的荣誉和极大的信任。在那个时代得到这样的荣誉和信任,内心没有几分激动那是谎话。但我毕竟在中南海保健组工作过两年,和徐涛也很熟,知道江青不好伺侯。徐涛曾几度被江青斥责、赶走,只是因无人替代又几度返回。我想徐涛比我年长,资格比我老,经验比我丰富,连他都难以胜任的话,我更不能轻松了。”
当即,王敏清婉转地谈了对担任江青保健医生有些为难的想法,傅连暲说:“你也知道,找一个适合这工作的人多不容易。你在保健处工作过,业务上胜任,人又都熟悉,还是把工作接下来吧。”王敏清仍然犹豫不决。
从傅连暲处出来,王敏清就找到也在广州休养的父亲王世英征求意见。没想到在中央苏区就当过毛泽东保健医生的傅连暲,同自己父亲是老相识,他早已同王世英谈过了此事。
王世英的心情,比儿子更复杂。他从内心讲是不赞成儿子做江青的保健医生的,可又不便在毫不知情的儿子面前,翻江青的老账,使党的主席的夫人形象受损。他只是让王敏清慎重掂量,如果接过工作,就全力以赴地做好。
王敏清隐约感到父亲讲这些话的时候,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但他实在想不到父亲当年曾上书党中央劝阻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最后,王敏清接受了组织的决定。他预想到工作可能较艰难,可能会受些委屈,但一切看在毛主席的份上,为让毛主席减轻些生活方面的负担和搅扰,自己就尽量克制吧!他抱着遇事忍三分的态度,接受了此项任务。
确定为保健医生后和江青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广东省委东山招待所小岛二号楼。初次见面,江青对王敏清很客气,她坐在沙发上,让他坐在了她旁边的沙发上,并吩咐服务员给他沏茶。后来,王敏清了解到,在江青身边工作的人员,能享受在江青住所中同她平坐在沙发上待遇的人极少。
“我刚接手工作时,江青身边的服务人员有七八个:殷曼丽、程美英、李强华三位护士,负责医疗护理方面的工作;李连成担任警卫,还要负责江青的生活,以及同广东省有关部门的联络;广东省委警卫处干部张荣,也整日跟着我们;还有两位服务员韩芷芬和张淑兰。”
王敏清被安排在二号楼的楼上,和李连成住在一起。楼下是江青白天通常活动的地方。这里的人一再提醒他江青怕声响。他们在室内、在地毯上走也要脱了鞋;同江青说话,声音要轻得只能对话的两个人听见;江青活动范围内的门缝,都垫了纱布或海绵。
一天,江青心血来潮,突然提议以后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