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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穿上了军装，头发也剃光了，进行了几个月的新兵训练。我们都觉得他真幸运，可还没等上前线，他就让苏联方面查出来是中共的子弟，把他从部队中“清理”了出来。毕竟是经过了几个月的正规训练，所以回到儿童院后，他就成了年纪稍大的中国孩子的军训教官。陈祖涛说他过去曾有一张照片，是在郭志诚的带领下，他和另外几个人在进行枪械训练。
也是在战争年代，陈祖涛经毛岸英介绍，加入了苏联的共产主义青年团。1942年下半年，毛岸英临去军校学习前，提议由陈祖涛接替原由自己担任的儿童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经过孩子们表决，陈祖涛当上了这个民间组织的主席。
儿童委员会是儿童院孩子们自我约束的组织，主要工作大致分为三项：一是督促学习，通过各个班的代表，通报了解学习情况，促使大家争取好成绩；一是参与劳动自救的管理，保证劳动量，进行劳动统计，进行劳动组织安排等；一是参与组织军训和体育娱乐活动，打乒乓球、踢足球，跑步出操。委员会由各专项委员组成，郭志成就是当时的军事委员。
贺子珍被送进了苏联的精神病院
6、贺子珍被玛尕洛夫送进了苏联的精神病院
生活并不总是在演正剧，除了残暴的敌人强加给孩子们仇恨之外，自己营垒的不良分子和丑陋行为，也在使孩子们的感情复杂起来，有了更丰富的爱憎，并且学会了与不良行径做斗争。
1943年，国际儿童院新来了一位院长，名字叫玛尕洛夫，他的妻子叫伊莲娜·尼古拉耶夫娜。中国孩子们和他们接触没有多久，就发现他们歧视中国人。他们对别的国家和民族的孩子都还可以，可就是对中国的孩子另眼相向，总是挑刺儿、找茬大加申斥。
陈祖涛说：“虽然我们当时还是孩子，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非常敏感，因此我们对他很有意见，尤其是我这个儿童委员会主席，和他接触要比别的孩子多一些，感受就更深一些。我们经常组织起来和他们交涉，给他们提意见，或者跟他们暗斗。”
继而，中国孩子们又发现了玛尕洛夫的贪占行为。战争期间很艰苦，但苏联政府还是设法保障儿童院孩子的食品有一定的量，本来比之和平时期这些食品已显得不够充足了，而玛尕洛夫还从中克扣。
玛尕罗夫夫妇吃小灶，孩子们吃的清汤挂水的时候，却看到院长夫妇的餐桌上总不乏肉和蔬菜，汤盆上漂着厚厚一层油，这全靠刮孩子的油水。陈祖涛说当他们发现这种情况时，就觉得他们很卑劣，不像革命者和领导者。
让中国孩子对玛尕洛夫忿忿的还不止这些。战争开始以后，国际儿童院里，又来了两位中国的成年人，一位是毛泽东的前夫人贺子珍；一位是林彪第一任妻子张梅。张梅原名刘新民，陕北米脂人，当地老话云“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张梅长得确实很漂亮。1938年她陪林彪到苏联医治枪伤，他们在这里生下了女儿林小琳。然而也就是在苏联，林彪和张梅感情破裂，1942年林彪只身回国，张梅则留在了苏联。
当德军的闪击战迅速推进到莫斯科附近时，原来共产国际接待和管理的各国共产党人，都离开莫斯科被疏散到各地，像陈祖涛的父亲陈昌浩，就被疏散到了中亚细亚一个小城市库坎多，《黄河大合唱》的曲作者冼星海到了塔什干，另一位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李立三去了杜尚别，贺子珍、张梅就被送到了伊万诺沃的国际儿童院。
贺子珍、张梅来到国际儿童院也没有工作可做，在苏联也没什么认识的人，也不会俄语，没什么人来往，就是住在教师的楼里度日。时常陪伴她们的，就是她们在苏联的孩子。陈祖涛记得总看见李敏常和母亲贺子珍在一起，林小琳也常和母亲张梅在一起。
她们的生活和孩子们差不多，每天就是几百克的面包，没有其他的食品，甚至还不如孩子，吃不饱，营养不良，日子过得很艰难。为了解决饥饿的问题，贺子珍常常变卖自己的衣服。她从中国带了一些衣服到苏联。在伊万诺沃，或者用自己的衣服和邻居换些食品，或者就在住所外面摆小摊，变卖点钱购买食品。
陈祖涛印象里，贺子珍那时的脾气很不好，有时不知因为什么生气或碰上不顺心的事，就会打李敏。“我们特别同情贺子珍、张梅她们。当时感到最可怜的就是李敏，她年纪还很小，有时还挨打。”
也许就是由于贺子珍老发脾气和打孩子吧，负责照管贺子珍生活的国际儿童院长玛尕洛夫，竟然把贺子珍送进了苏联的精神病院，让她和那些神经不正常的人在一起。陈祖涛他们在延安就见过贺子珍，后来又知道她是中国共产党最高领袖毛主席的前夫人，看到她受到这样的待遇，陈祖涛他们非常生气，他说：“我们就觉得玛尕洛夫是个混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王稼祥、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副书记罗荣桓先后到苏联看病，从陈祖涛他们口中得知贺子珍被送进疯人院的情况。他们随即向国内做了报告，经交涉才把贺子珍接回莫斯科，又于1947年送她回国到了东北的解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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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之女、张闻天之子的蒙难遭际
7、《红樱桃》与朱德之女、张闻天之子的蒙难遭际
20世纪末公映的电影《红樱桃》，是由也曾留苏的叶挺之子叶正明的儿子拍摄的，传说电影主人公是根据朱德女儿朱敏的经历为原型创作的，但电影毕竟是艺术，虚构的成分太多，和朱敏的实际经历相差很大。
朱敏在卫国战争前，和毛泽东的女儿李敏、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原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王一飞的儿子王继飞三个人一起来到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
他们到达以后，国际儿童院对他们做了非常仔细的身体检查。当时发现朱敏患有肺病，一位老医生建议把她送到苏联最好的肺病疗养院进行治疗。这所疗养院在莫斯科西南面，那里有很大的树林，空气很好。
然而，朱敏刚到那里不久，苏德战争就爆发了，德军的闪击战一下就把那所疗养院占领了。正所谓福兮祸之所伏，疗养得好好的朱敏瞬间成了德国人的囚徒，被押送到科尼塞尔半岛的劳动营当童工。二战之后，这个半岛被划入苏联的版图，直到现今。
当被俘之际和在劳动营当劳工的岁月里，朱敏表现得很机警，始终没有暴露自己是中共领袖后代的身份。陈祖涛回忆说：“后来我对她说你当时还真有主见，一直没有暴露自己。她对我说她当时并没有想得那么复杂，而且确实吓坏了。”是啊，在国外沦落于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匪徒魔掌，这突如其来的险恶遭遇，还真没有几个国人经历过，更何况朱敏当时还是个不谙世故的孩子。
类似朱敏的这种特殊情况，联共中央大概是得到有关部门的汇报，所以1944年以后，苏联红军打出国境，当时的联共中央书记、原共产国际的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立即提议派人员去前方寻找在战争中失踪的中共领袖的孩子。当时被点名的有两个孩子：一个是朱敏；一个是张闻天和他的苏联前妻安娜·列昂尼多芙娜·戈尔彬斯卡娅生的孩子，他也是在疗养院被德军掳走的。
陈祖涛回忆说：由联共中央派出的一位高级军官，在德占领区把朱敏和张闻天的孩子都找到了。当德军被击溃后，被掳到国外的苏联战俘、劳工，都急于返回自己的祖国，他们纷纷从集中营、劳动营跑出来，自发地往苏联走。
德军刚刚溃逃后的地区，都处于十分混乱的状态，根本没有什么运送旅客的火车、汽车，几乎所有急于归国的人都靠步行。那位大校带着朱敏和张闻天的孩子，因和军队和地方管理当局搭不上联系，找不着接待部门，他们自己也挤不上顺道的火车，也只好徒步跋涉。
一天，行进中的他们遇到了德军的飞机轰炸，人群为躲避轰炸四处逃散。待飞机飞走后，大校找到了朱敏，而张闻天的孩子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了。大校只好带着朱敏一人回到儿童院，张闻天的孩子从此下落不明。如果他的孩子还活着，应该和陈祖涛同岁。但笔者在此前曾听到另外一种说法，张闻天的儿子在刚被掳到德国的集中营，就设法逃脱，但途中遇到德军飞机轰炸身亡。
1951年，张闻天继王稼祥出任驻苏联大使后，陈祖涛曾在他身边当过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