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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庄考察时，王观澜看得很仔细，并有意识地和农场的管理人员、工人交谈探讨。
但王观澜对苏联农庄的一套经营方法，并不主张盲目照搬，他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王观澜认为，“苏联农业的集体化、机械化程度很高，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人口稀少，土地广袤，比较容易进行大面积的耕作。而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多样，主要的农业产区人口稠密，人均可耕地少，因此很难快速向集体农庄迈进。苏联农业实行的集体农庄方式，是根据他们自己国家的自然条件、人口数量等实际情况而定的，中国不能一味照搬照套。”
1949年10月1日那天，王观澜夫妇从收音机里听到，毛泽东用湖南方言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他们的心情异常激动，渴望能马上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之中。
就在新中国成立的一个月后，早在苏联呆不住的王观澜夫妇，经党中央同意，迅速启程，回到了祖国。
他为临海的农民算了一笔账
11、“老农”干部和上访农民谈心，他为临海的农民算了一笔账
回国后，王观澜先被安排到中央政策研究室任副主任，从事调查研究工作。后来，中央安排他任农业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会同年迈的民主人士、农业部部长李书城开展工作。他热情很高，不久即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农业工作的报告》，后来又参与起草了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农业部分。
由于在苏联治疗时并未除掉病根，工作的繁重和过度劳累，让王观澜的旧病又复发了。这次，中央安排他住进了北京医院，在医生的建议下，决定为他动大手术，彻底根治。当时，周总理每天都要看医院送去的病情报告，手术后，有一次，医院把体温数字写错了，总理发现不明情况，马上打电话询问，总理的如此细致关心，让王观澜和家人非常感动。
后来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王观澜曾动情地说：“我的身体之所以还能起来工作，不能不深深地感谢毛主席，感谢少奇、恩来、陈云、富春、尚昆等中央和地方许多负责同志的关心帮助，感谢中央保健局长傅连暲和其直接领导的医务界的积极负责的设法治疗，使我最后一次动了大手术，彻底根治了疾病。”他幽默地称自己是一个“棺材漏”，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954年秋天，王观澜完全康复后，中央任命他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他积极支持邓子恢副总理稳妥地发展农业合作化运动。但1955年，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和《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对邓子恢等人提出了批评。说他们“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这样一来，原先制定的15年完成农业合作化的规划，在三年内就完成了。由于急躁冒进，违反了客观规律，脱离农村实际，使得农村出现了不少问题，来北京上访的农民群众一拨接一拨，
王观澜身为领导农业工作的党的高级干部，对于农村出现的种种现象和问题极为关注，他不摆什么官架子，身穿一套旧棉衣棉裤，亲自来到上访的农民当中，了解他们的真实困难和意愿。上访的群众很乐意和这位老农式的干部谈心，但他们没想到，这位“老农”，正是他们要找的中央农业部门的高官。
带着农民遇到的实际难题，1956年４月，王观澜亲自率一个工作组，南下浙江临海等县农村搞调查研究。他为临海的农民算了一笔账，发现他们头年的人均粮食为428斤，比上一年的452斤有所减少，副业和土特产品生产的收入也呈下降趋势。
回京后，他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如实反映情况，他在报告中说，“看了农村和农民的实际情况，深感实际生活要比书本上复杂得多，丰富得多。”他建议：“我们党的许多负责同志，尤其是领导财经工作、领导城市工作的同志，最好也抽出一些时间，到农村去看看。”
报告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随即批转全国各地。并批示：“为农民算账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王观澜同志报告中所述临海县的情况，是农民不能增加收入的情况，如果这种县多了，则事情未可乐观，值得严重注意。”
王观澜看了毛泽东的批示，很是兴奋，他认为，农村和农民的问题，一定能得到切实解决。
对毛泽东直言：浮夸是害人之本
12、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鲜为人知的信，直言“浮夸是害人之本”
但令人遗憾的是，接踵而来的，就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大跃进”浪潮，全国再度泛滥起一股更“左”的思潮。
特别是“大跃进”中，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盛行一时。报纸上不断出现放“高产卫星”的报道，什么“小麦亩产达到7300多斤”，“水稻亩产达到万斤”等等，河北徐水县人民公社亩产超万斤的消息，还上了《人民日报》的头版新闻。
头脑清醒的王观澜不信这些消息，他随邓子恢副总理驱车前往徐水，深入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考察。两人不约而同地认为情况很不正常。王观澜说：“亩产几万斤，不可能，也不符合当前的科学水平。”
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王观澜再次表示：“这是主观愿望啊！有些东西，不要说科学知识，连农业常识都没有了！”他从中央苏区起就搞农村工作，熟悉农业，对农民有深厚的感情，深知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祸国殃民，危害极大，不可等闲视之。
当时王观澜正在读高中的女儿海燕，看了报纸上的宣传，十分兴奋。回到家中，就把这些“大跃进”的新闻讲给爸爸听。
没想到爸爸听完，沉默了一会儿，反问了她一句，“这些新闻可信吗？”女儿海燕这下被弄糊涂了。她迷惑地悄悄问妈妈，爸爸是不是有点“右”，徐明清告诉女儿，爸爸从来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
就在这年秋天，王观澜家种的花生丰收了。为了从实际出发教育孩子，他让儿子、女儿把花生都挖出来，称一称，然后算算亩产多少斤。算完后，王观澜问海燕，“你看，如果一亩地真能产上万斤，不是要从地上铺起一尺多厚，你相信吗？”
接着他语重心长地对孩子们说：“不能把良好的主观愿望，去代替实际的科学知识。你们今后切忌不要浮夸，任何时候都得保持冷静，老老实实地做人。”
1961年春节前，王观澜应邀到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一个文艺晚会，正好遇上毛泽东。两位相识30年的老战友相见，分外高兴，毛泽东拉着王观澜的手，让他坐在自己身边，询问他的身体情况及徐明清和孩子们的情况。然后，毛泽东开玩笑地说：“进城以后，你不来看我了，咱们疏远了。”
王观澜也说，您太忙了，也不像在江西和延安时见面那么方便了！的确，进城后，王观澜与毛泽东的联系并不紧密，当时全国上下涌动着一股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风，王观澜对此十分冷静，不跟风，不吹捧，他曾说，“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但他是人，不是神。”
这次与毛泽东见面，让王观澜的内心难以平静。他几次想向毛泽东反映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但又感到不是合适的场合，几次欲言又止。回到家里，他反复思量，觉得还是通过写信反映情况比较好。
于是他和徐明清商议，以徐明清的名义并执笔，他俩共同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直抒己见，痛陈时弊。信的内容如下：
主席：
昨天晚上，观澜见到主席，主席还记得明清，我很感激，也很感动。观澜病重时，主席给以极大的关怀、帮助，我们才有今天。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在中国革命中的舵师作用，将永载史册。
最近一段时间，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精神苦闷。一些字义、概念都模糊了：左和右、真和假、是和非、快和慢、好和坏、内和外、敌和我、公和私、上和下、大和小、进和退、黑和白……。广西二三千，震动那么大，如果二三万、二三十万、二三百万，或者数目更大，面积更广，又将怎样呢？浮夸是害人之本，欺骗是万恶之源。主席处世英明，处处争取主动。我的海燕已闭经4个月了，李讷怎样？李讷应改为毛讷了吧！
此致
敬礼！
明清
1961年1月25日
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仍十分严峻，王观澜也考虑到了这封信可能引起的后果。
信写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