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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外交部翻译处后，吴建民施燕华在同一个小单位，接触更多了。施燕华在北外学了五年英语，又师从英语教学泰山北斗级的教授周珏良、许国璋、王佐良等，读了两年研究生。她不是那种死读书的人，比较注重效率和科学的方法，在学校就是老师喜欢的学生，到外交部后，业务上很快就得到认可。周恩来第一次听她翻译后，对英语口译的负责人冀朝铸说：“这个女孩子发音、念稿子还不错，就是语调平淡了一点。你们好好辅导她。”
除了业务获得好评外，施燕华还是个勤奋好学、工作积极肯干的人。打字本不是口译人员的事，施燕华读研究生时就学会了打字，时常默默地揽过分外的工作。她到翻译处不久，就被推选为团支部的委员，后来又担任了副书记。而来到翻译处的年轻党员吴建民，被党支部安排为团支部的书记。在中国共青团的章程里是这样写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因此共青团的团委书记、团支部书记，一般都由共产党员来担任。
青年人的活动比较多，书记和委员、书记和副书记，要经常研究和讨论青年工作，他们常在一起，有名正言顺的理由。有一次，人民大会堂召开青年团干部会议，他们正好碰上。一个说：“你开会去吗？”一个说：“是啊，开会去。”“那我们一起走着去吧？”“好，一起走吧。”一路走去，只恨路短。有那么两回，就被别人注意到了，“咦，这两个小青年怎么走一块去了？”
当时两个人都已26 岁，早过了那个时代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年龄。吴建民是个不太喜欢喳喳呼呼的人，施燕华的不虚荣、实在、用功和沉稳的性格，让他感到一种自然的投契。而吴建民身上透射出的从不慵懒怠惰、富有朝气、积极向上的气息，也感染着施燕华。
1965 年12 月31 日，北京饭店举行一个舞会，周恩来也去了。外交部里打招呼，要一些青年干部去参加，还是单身的吴建民和施燕华都去了。舞会上，施燕华主动邀请吴建民跳了一次舞。吴建民感觉这是一个施燕华对自己有好感的信号，于是他鼓足勇气，向施燕华敞开了心扉。
从1966 年初开始，他俩确定了恋爱关系。
认认真真地一谈，两个人从家庭背景到个人经历，竟有许多相似相叠之处。
吴家和施家，祖籍都在吴越之地。吴建民的父母和施燕华的父母，都是一个只读了两三年私塾，一个没受过丝毫正规教育。一个为人正直，一个心地善良。两家都是多子女的大家庭，吴建民兄弟姐妹8个，施燕华家兄弟姐妹9 口。吴建民和施燕华都在中学毕业后只身从南方到了北方，进了同一所大学。都被借调到团中央工作，最后又都到了翻译处口译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爱情（2）
两个人的父亲都是少小离家，外出谋生。吴建民父亲从一个小学徒司机，奋斗到有了自己的汽车修理店铺，虽然因国民党统治大陆最后时期的经济大崩溃，其经营败落到全家度日维艰的地步，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被戴上了资本家的帽子；施燕华的父亲10 多岁就从浙江镇海到上海给人帮工，从补麻袋到自开商铺卖麻袋，生意做大，积蓄了钱，买了些房子。然而在抗战期间，她家的房子被日本人炸的炸、占的占，从那时就走向了破落……但在个人履历出生一栏却一直填“资本家”。
还有一点相似的，是吴建民觉得他的父亲和施燕华的父亲，都非常热爱自己的祖国。上海沦于日寇之手后，不少年轻人因国破家亡而变得颓废，在身上刺青，施燕华的父亲在自己手臂上刺的则是“国耻”二字，以表达他的悲愤，这在当时是很危险的。他自己的父亲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时候，捐款100 万，虽说核成新币也就相当于100 块钱，但在附近邻里间是捐得最多的，当时他们的家境并不好，且100元对当时的百姓人家也绝非小数。
他们也有过花前月下，离外交部不算很远的天坛公园，是他们去过次数最多的公园。中午，他们就在附近那家有名的天津“狗不理”吃包子，再喝一碗“高汤”。
有几次出国，吴建民给施燕华带回过巧克力。一次，施燕华把一块没有吃完的巧克力放在办公桌上，给老鼠吃了。因此施燕华有时就会借此打趣吴建民：“别人谈恋爱，总要送些丝巾、衣料，而你只有半块巧克力和清汤一碗……”
会议刚开，国内就传来让他震惊的消息/一向比较干脆的他，变的踯躅怅惘起来/一想起来真有点凄凄艾艾惨惨切切/可怕的事发生在1969 年的7 月28 日/就在他们感情日益加深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当狂飙初起的时候，吴建民并不在外交部。因为1966 年5月，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开会，团中央缺翻译，又把他们欣赏的吴建民借去参加这个会。
去时吴建民挺高兴，又能和一些老熟人相聚了。然而会议刚开了不久，就从国内传来了让他震惊的消息，北京出大事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解放军的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央办公厅主任###，这些人们心目中很了不起的中央首长，居然被定为反党集团被揭露了出来。
中共中央发出了“五一六通知”，号召人民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揭露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出了家门进学校门，出了学校门刚进机关门的“三门干部”施燕华，还没有经历过大的运动，既然党中央发出号召，作为党的助手的共青团就必须积极响应是以往奉行的圭臬。
在聂元梓批判北京大学党委的大字报得到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肯定，《人民日报》全文转登，并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后，写大字报，揭露本部门的问题，批判本部门领导，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在这种热浪裹胁下，施燕华成为“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份比较有影响的大字报的起草人之一。许多经历过那一时期的人还记得，大字报中有一句话是“外交部——中国的一个特权阶层正在形成”。
经历过那一时期的人还记得：在“五一六通知”后到七月中旬，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面对运动兴起后许多单位的领导受到冲击的动荡，他们向各单位派出了工作组，力图对运动加以引导和限制，这在后来被称为是打击革命群众、压制不同意见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这一时段里，一些给领导写大字报、提意见的人，也受到了冲击和批判。
吴建民从索非亚回到国内，正是在这一时段。施燕华起草的那份大字报被认为是反革命的大字报、大毒草，批驳那份大字报的大字报在外交部呈现铺天盖地之势。
施燕华和吴建民见面时，第一句话就是“我犯了大错误”。看得出，施燕华当时背负着很大的精神压力。不久后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会议20 多天，来的各国代表很多，翻译工作很紧张，吴建民随即被安排上会，可施燕华已没有去工作的资格。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爱情（3）
吴建民第一次有了在工作中分心的体验，施燕华的精神压力此刻转移到了他的身上。他是党员，是团支部书记，大字报被定性为反革命的大毒草，那么大字报的起草人之一施燕华属于什么？自己该如何对待，要表示什么态度？他们已经明确了恋爱关系，这种关系还能不能维持？
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在吴建民也是前所未有。他从参加工作后，大多数时间在国外，主要关注点也在对外活动上，哪想到骤然间要面临一个大是大非的决断，这让他这个一向比较干脆的人，变的踯躅怅惘起来。
他去看了那份大字报，以及批判那份大字报的大字报，感觉要害的一句话就是“外交部——中国的一个特权阶层正在形成”。他看不出说这句话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险恶居心，应该说是出于年轻人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了不起年轻人看问题会偏颇幼稚，言语会有些过激。
就内心而言，他很珍视同施燕华的这段情感，此刻他觉得施燕华还是自己平素了解的施燕华，他们间的关系可以继续维持。当时翻译室的主任，是后来出任西班牙大使的马牧鸣，他很担心施燕华承受不了这样的精神重压，悄悄对与施燕华一起住集体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