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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驻外的代表参加每次会议，都要给国内写报告。朱良报告写好后，誊抄的任务都由吴建民完成。在誊抄过程中，吴建民发现，朱良笔下记述的事情，自己也经历了，可朱良写出来就很有内容，归纳很有条理。报告分析形势，分析苏联代表的动向，分析亚、非、拉代表的心态，很有深度。
事情就是这样，一样的路走过来，有的人收获丰盈很快跃上新的高度；有的人却总在一个平面踯躅蹭蹬。差别就在于有的人观察敏锐，洞悉透彻，并习惯于归纳总结。吴建民对朱良的报告内容和表述留意起来，报告的关注点在哪里，分析推演的逻辑等等，从这中间他学到了不少东西。
因为誊抄大都是在晚上，有时很晚了，虽然吴建民很用心，但在誊抄中也难免会有出错的时候。朱良看到这种情况，一般不郑重其事地批评，而是好像漫不经心地说：“哟，是不是抄得太晚了？”
朱良的这种批评很有艺术性，很委婉，既让人明白以后要注意，办事再严谨些，但又能让人容易接受，精神上也不会背很重的负担。这更赢得吴建民由衷的佩服敬重，觉得遇到这样的领导很幸运。也是在朱良在任期间，吴建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的介绍人就是朱良和朱善卿。
而吴建民对梁畊的相知则经历了一些曲折。梁畊来的时候，吴建民已经当了一年多的翻译，就对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了解而言，他比梁畊更熟悉情况，更清楚一些议题的来龙去脉，甚至经历过更多的复杂场面。因此在新领导面前，他有时候讲话就流露出过分自信，甚至在内心轻率地下评断。
此时中苏的纷争升级，在会议中的争执更频繁和激烈。由于梁畊对一些争议事务的前因不太知晓或了解尚不全面，发言时曾让人家抓住把柄，被围攻得很猛，出现过比较被动的局面。遇到这种情况，初来乍到的梁畊也比较紧张，吴建民做翻译就更感觉到压力。事后内心仍会感到不太舒坦，觉得特别窝囊。
外交的独特节奏（4）
1963年在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工作期间，与哥伦比亚代表在布达佩斯。
还有一次，梁畊见一位外国代表，见完之后，梁畊送了出去。吴建民记得朱良过去送外国来客，总是到一个地方就停下来，所以在走到那个位置时，他对梁畊说：送到这儿就可以了。梁畊当时没有理会，等送客人回来，对吴建民发起了脾气，他拍着桌子说：“是你见外宾还是我见外宾？这些事是我决定还是你决定？”
梁畊是四川人，他这种拍桌子的方式，与上海人朱良的和风细雨有着分明的差异，不那么容易承受。再想到在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会议上曾经出现的被动局面，吴建民一度认为梁畊来了以后，情况不如朱良在的时候，对梁畊的能力有几分猜疑。直到又经过一段时间后，吴建民才逐渐对梁畊加深了了解。
在会议上出现被攻的情况后，梁畊都主动到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汇报，向大使检讨自己的工作，这使吴建民觉得梁畊为人很正直率真。随着对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以及一些争执议题来龙去脉的迅速了解，梁畊的学识和才智在应对事务和会议争辩中渐渐显示了出来；特别是作为一个翻译，当他发现梁畊英语非常好，完全可以不靠翻译自己听说时，他更增加了对梁畊的好感。
不同的代表，有他不同性格和处理事务的态度方式，作为为代表服务的翻译，有一个和代表互相适应磨合的过程，在和代表相处的过程中，吴建民渐渐认识到做人还是有很多学问的，学会了更好地处理人际关系。
对年轻人而言，一方面，要有很强的吸纳欲望，要学习，要增益自身禀赋以外的才智；另一方面，要有很强的割舍勇气，将附于自身的弱点瑕疵磨洗掉。璞玉未经雕琢，是显现不出光彩的，但敲打琢磨的痛苦历程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承受下来的。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吴建民也曾经有过浮躁、肤浅，也曾容易因境遇的变异而情绪波动，也曾有过自以为是的时候，特别是有了一点成绩，受到几句表扬后，他也曾经飘飘然……
比如在梁畊刚到世界青年联盟时，曾经出现过被围攻而显得被动的时候，吴建民在翻译时也感觉窝火；而到后来梁畊的才识显示了出来，有时他的发言很精彩，这时吴建民就翻译得特别有劲，语调也特别有气势。他内心的焦躁和激越，总在不经意间形于神色，这种情绪波动的外露，也受到梁畊的批评。
吴建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到布拉格参加国际###的会议，当时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是全国青联的秘书长钱李仁。那次会议争论的气氛很紧张，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钱李仁的辩驳十分有力，吴建民翻译得情绪激动。这一激动，语调便高了起来。钱李仁会下对吴建民说：“你的嗓门那么高干什么？你要注意，你的嗓门不能超过我的嗓门！”
钱李仁的话说得挺不客气，但在有了更多的经历和深入的思考后，吴建民越发感到这些老同志的及时敲打是非常有益的。在国际论坛，在外交场合，不是情绪渲染声调激昂就能占上风的，最能说服人的、最有力量的，还是摆事实和讲道理，而且气氛越紧张，就越要沉着镇静。
（几十年后，当他屡屡在新闻发布的讲台上露面的时候，给多少人留下了温文尔雅理直气缓的感觉，那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1964 年，全国青联副主席王兆华率代表团到莫斯科开会，吴建民受委派从布达佩斯赶过去做翻译。会议期间，苏联人举办了一个招待宴会，吴建民感觉菜不好吃，出于青年人的调皮心理，便故意给服务员出点小难题。还向苏联人调侃说：“听说你们现在好像老吃马肉，是不是牛肉不够吃啊？”
这些情况后来被人报告到王兆华那里去了，王兆华在代表团内部开会时说：“人家准备了宴会，我们要去吃，而且要说好吃。外交场合气氛不能弄得那么紧张，###归###。我们有些年轻同志，讲话像老油子，这样不对。”王兆华并没有点名，但吴建民知道这是在说自己。
1965年在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工作期间与法语翻译林迈珠、驻匈使馆外交官朱安康、中国驻世青代表贾学谦（从左至右）。
外交的独特节奏（5）
挨了批评，容易让人沮丧。但聪明的人，会在批评中及时警觉，引起思考，吴建民正是在批评中认识到：外交是讲究理解和风度的，讥笑和嘲讽不是战斗。一个人哪怕有一身的优点，也不一定就是一个强者；而一个人倘若能把自身的缺点消除净尽，那才真会让人无懈可击，那才真正让人生畏。
在驻布达佩斯几年间的不断的有所意识，并长期予以注意，使吴建民后来的外交生涯受益匪浅。人们后来看到担任新闻司长、主持发布会的吴建民，看到在国外当大使、出席演讲的吴建民，总是一脸镇定的神情、平和的语调，却不知这正与他年轻时在这方面受过敲打，因而比较早地对此有所警觉思考有关联。
苏联代表提出要和吴建民共进晚餐/就在他们离开时，美国人紧追了过来/“是否中了美国人‘圈套’，使我深深陷入困惑之中。”/周伯萍没注意到这是个很不寻常的提问/周恩来闻知此事非常恼火，说这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的特大丑闻/在布达佩斯的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总部，处在激烈交锋的多边外交环境中，与在风平浪静中驻在友好国家的使馆大不一样，是非常锻炼人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面临复杂的局面，要你迅速地做出决断来应对，逼着人很快地成熟、老练，甚至复杂起来。
有时候，代表奉召回国，守在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总部的，就剩下吴建民一个人。如果这个时候开会的话，就吴建民一个人到会上去听，然后把会议的情况写报告发回国内，这又是一个难得的锻炼机会，因为按正常情况，报告轮不到他去写。
就在一次代表不在布达佩斯的时候，苏联代表与吴建民不期而遇，他提出要和吴建民共进晚餐。吴建民考虑到中苏之间的紧张对峙，心想苏联人单独约他不可能是简简单单地吃个饭，很可能另有图谋，就一口回绝了。
随后，吴建民将这一情况向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做了汇报，使馆也分析这是苏联人要搞什么名堂，认为吴建民拒绝的做法很对。在那个时代，未得到上级领导的指派，与不友好国家的外交人员来往，特别是单独来往，是绝对不允许的，这